艺术人文的拯救问题.docVIP

PAGE  PAGE 8 艺术人文的拯救问题 　　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用利益来衡量一切,比如说,某人在讲坛上讲三国出了名,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如何讲得好,而是赚了多少钱,于是会有人试图去讲另一个东西赚钱,从老子到庄子都会试遍。那些想着各种办法打入艺术娱乐圈的人也是如此,或者送钱,或者送身体,目的不是多么爱艺术,而是想象着成为大腕明星,金钱在闪光而已。于是,艺术人文本身也在堕落,那些吸引眼球的招会层出不穷,从下半身写作到稀奇古怪的行为艺术,再到俗不可耐的一些所谓小品。 　　 　　去年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与审美文化有关的话题:有“90后”女大学生提出,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革命年代的经典歌剧《白毛女》被如此解读,一时舆论哗然。这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下价值选择的问题,说明以“物欲症”为特征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人心和谐的精神因素。想一想那些成为阶下囚的贪官,还有那些善良而生活在重压之下的房奴、车奴、卡奴,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物欲症”的牺牲品吗?更重要的是,此话题从另一方面说明审美文化逐渐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其独立意义,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心灵对它的需要,而是用身体来衡量艺术,把艺术作为一个生活事实来对待。《白毛女》作为一个生活事实,喜儿面对富豪黄世仁,当然可以选择嫁给他,这样不仅可以挽救自己的父亲,而且还可以享尽豪华。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经典文艺作品都可以这样通过“现实化”的身体衡量而被解构:哈姆雷特可以忍受着丧父之痛而等待继承王位,贾宝玉可以权衡利弊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路,甚至,屈原也不必“吾将上下而求索”,何必为爱国而丢官呢,最后不是天下归于秦吗?这样一来,避免了多少悲剧的出现,也省得让读者去耗时间。只是,艺术人文的多米诺骨牌就彻底倒掉了。 　　 　　全按照生活逻辑来运行了,便不再有什么东西来震撼我们的心灵:《白毛女》中喜儿宁肯到深山老林中去受苦难,也不愿嫁给黄世仁,除去阶级反抗的意义外,从审美的意义说,其价值就在于表达了人类心灵对伟大崇高、对真挚赤诚的向往:宁死不屈以抗拒邪恶,艰难守望以追求真正的爱情。如果剧中的喜儿嫁给了黄世仁,那么《白毛女》就不可能存在了,人们便丧失了一次心灵洗礼的机会。实际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红楼梦》这些经典的价值都在此处。 　　 　　当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体快乐即可,何必去经受心灵的磨难时,艺术人文的传统功能就消失了,它不再面向精神世界,只面向身体本身――眼球是身体衡量的代表,最后的结果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低俗文化必然大行其道。 　　 　　放眼世界,会发现艺术人文对人灵魂构建的意义,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性的问题。20世纪以降,随着工具理性扩张,物欲主义泛滥成灾,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其《科学时代的理性》(1981年英文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中文版)中寻求人的精神解救之道,他在哲学与艺术的比较中寄希望于后者。他认为,不只是物欲主义在形而下方面控制了人类,而且还将危险引向形而上方面,因为“哲学旧有的任务”正在于将人的独特体验、人的自我认识从自然本体论中挖掘出来,“越来越多地转向科学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屈从于科技的哲学只认领了一个任务:崇拜科技偶像,证明工具理性的无限力量。这样,哲学只能加剧人类退化与科技发展这个悖论的存在,不能使人走出“人类历史的最后限期”。 　　 　　“苏格拉底认为,对于那些时刻感到压力的从业者来说,如律师、政策制定者、抵押贷款经纪人和对冲基金经理,总是会被迫‘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诡辩的律师肯定会成功、变得富有,也极会甜言蜜语,但他的灵魂微不足道、精明但却卑鄙。哲学家与之刚好相反,由于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世界,有着甘愿‘落伍’和看起来愚蠢的能力,他们自由着”(2010年5月21日《青年参考》)。 　　 　　但伽达默尔不这么乐观,他认为哲学的工具化已经使得自身无可救药了,人欲拯救自己的精神,还是要请艺术出场,甚至让艺术去帮哲学的忙,即“艺术加入了世界观哲学的队伍”。他的选择是:将艺术本体论化。他相信,如果柏拉图还在,一定不会再主张烧毁诗歌,而“会以各种方式证明艺术存在的真实性”。他对此非常自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发现19、20世纪的文学巨著,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文化时代的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更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并把它们视为哲学伟大遗产的保存者”(《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29页)。 　　 　　伽达默尔的意思是,既然哲学愿意将自己工具化,那么,艺术只好单独承担人的价值构建、确认自我的任务,艺术人文成为人类最后的精神领地。此一用,当然无法用金钱来评估。对一些个体来说,它似乎无用,但对人类来说,其用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