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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桥”走出康庄道 ——“包干到户”更上一层楼 　　1980年初，发端于关岭顶云公社的“顶云经验”在我省农村逐步推开。正当一些支持这一作法的领导信心满怀，准备全力施展手脚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时，“分田单干”仍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谈“包”色变！正如此时已担任安顺地区领导的李清泉在全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推广工作会议上所说：“看来，思想的迷雾还在一些领导同志中仍未散尽。” advertisement code beginadvertisement code end 　　安顺如此，北京同样如此。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已耄耋之年的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至今回忆起那段“燃情岁月”，杜老仍激情满怀。 　　2008年8月25日中午，我们在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家中电话连线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家，试图进京采访杜老，遗憾的是被告知杜老近来因身体原因不便采访。 　　——题记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一些人声色俱厉地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争论的仍是路线问题。《贵州日报》公开宣传的“顶云经验”再次被“千夫所指”。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却在此次会议上“大放厥词”：责任制不能搞一刀切，要由群众决定、选择。现在群众都说组不如户，我们“包产到户”已经占生产队总数的11%！ 　　周的一番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激烈的争辩和妥协后，会议最后决定：包产到户的口子可以放得更大一点。 　　争论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 　　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有一场生动的辩论。 　　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 　　池???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文章全文，引起极大轰动，广受支持者的欢迎。 　　“包干到户”是不是独木桥？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新闻单位进而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提出“包干到户”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是花了很大代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党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 　　多少年后，万里同志在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说：这场改革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有几个支持的？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还有辽宁的任仲夷。 　　虽然池必卿同志为“顶云经验”在全省、全国的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池必卿同志对个人的作用却十分低调。 　　刘学洙在《省报总编眼中的池必卿》一文中说：“1988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我们派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他在长篇访问记末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我们才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 　　小平同志肯定贵州“包干”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代表的观点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反对。 　　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坚决制止，放任自流，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人心一散，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丢失。 　　反对者还认为：“包产到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1980年1月31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专门听取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情况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农委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了会议情况。 　　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