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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与汉代经学 　　谶纬是汉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研究汉代思想史和汉代经学不能回避的内容。它以经学的附庸形式出现，通过附会儒家经典获得封建统治者的认可。谶纬在形成和流行的过程中，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收利用经学的同时也成为了经学的附庸，对汉代的学术、政治、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解说政治、教化民众的官方哲学，儒学也因此上升到经学的地位。随着经学的发展，它的旁枝――谶纬也开始出现并盛行，而且一度成为“内学”，大受崇拜。 　　 　　一、关于经学与谶纬 　　 　　《说文》：“经，织也。”段玉裁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可知经的本义是指织物纵向的丝。因为我国旧式织布机都是先布经线于织机的卷轴上，再用机梭将纬线横向织入经线之中，故段玉裁说“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后经引申为南北向的大路，又引申为常规、原则，后来又把记载或阐述常规和原则的书籍也称为“经”。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都被称为“经”，如墨家的《墨经》，道家的《道德经》，医家的《黄帝内经》等。但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经”的指代意义发生了变化，只有儒家的典籍才可以称为“经”。研究、解说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作“经学”。 　　所谓“谶，验也，从言。”(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五)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假托天命神灵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纬，织横丝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二十五)指经的支流，是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解释，多假托孔子，依傍经书发表预言。《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而“纬者，经之支流，衍之旁义”。一般地，纬以配经，称“经纬”；谶以附经，叫“经谶”；以图作谶，谓之“图谶”；纯用文字作预言，叫“谶语”；用特殊符号示谶，是“符谶”；而单以神灵言说劂称“灵篇”。有学者认为，谶和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姜忠奎《纬史论微》说：“纬共名也，图谶符录皆别名。”(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3页)认为纬是一个统称，而图谶符录都只是纬的个别名称而已，就像《易》、《书》、《诗》、《礼》都统称为经一样。顾颉刚也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谶出现较早。《史记?赵世家》载，秦穆公说：“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秦谶于是出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时代也有“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都是著名的秦谶。在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他们都利用谶语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谶语成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压迫的工具。 　　汉武帝时期，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以求“令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与此相关的变化是儒学开始与神秘主义文化相结合，带有神学色彩和宗教化倾向。这一变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便是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中，将天神秘化，将君权神秘化，创立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又结合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对阴阳灾异的谴告。在董仲舒的积极倡导下，阴阳五行和灾异思想很快泛滥起来。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京房易学、齐诗等学派思想一起对纬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西汉后期，谶与纬实现合流，纬书中也包含谶语，有的谶语也依傍经书。两汉之际，谶纬大行其道。 　　 　　二、谶纬与汉代经学 　　 　　谶纬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矛盾对立时期兴起和兴盛，这正说明了谶纬与经学关系密切。西汉所盛行的“经学”是宣扬“天人感应论”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解经对经所涉及的史事很少有所补充，注重的是阐释经义，即后世常说的讲究“微言大义”，体现了今文经学在学风上的主要特点。这种学风特点的形成最早或许与秦火后今文经以口耳相传、间有发挥有关。不重经而重义，因阐释者不同而异，又因阐释者时代不同而异，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彻底打破了儒生依守经典字句的传统，为本就善于附会闸发的谶纬之学“托诸孔子”、荒诞不经开了方便之门，为纬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谶纬与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大体共同的学风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的。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今文经学的一些思想。《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可见，今文经学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