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潮，宏观审视.docVIP

边塞诗潮，宏观审视 　　任文京先生的《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终于付梓出版了，该书系以其同名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前瞻性，对于唐代文学特别是边塞诗研究领域来说，均是一件可喜之事！ 　　边塞诗作，从《诗经》时代即已有之，经过汉、魏乐府诗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在诗坛蔚为大观，“入唐以后，边塞诗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的时代算起，直至隋代，现存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即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特别是到了盛唐，出现了边塞诗空前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高适、岑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盛唐著名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达到一流水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品，使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与王、孟山水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最主要的诗派之一。”[1]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高潮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