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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西方传媒制度变迁与现状的力作 　　当代西方传媒制度一直是国内传播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传媒制度面临诸多机遇和困境，而西方传媒制度无疑可以为中国传媒制度之变革提供良好借鉴。自西风东渐以来，国内学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到这一领域，但传媒制度所及范围甚广，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多囿于较为简单的介绍，对于一些具体细微的重要问题更是浅尝辄止。 　　郑涵教授和金冠军教授的近著《当代西方传媒制度》①，无疑填补了国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空白，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于西方大众传媒制度的认识。该书从当代西方大众传媒制度入手，内容涵盖平面传媒（诸如报纸、杂志、图书等）和电子传媒（诸如电影、广播、电视等），尤其着力于电子传媒，涉及了当代西方传媒制度的诸多重要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以当代中国文化传媒改革与发展为视角，检讨西方传媒制度的一些重要方面，对促进我国传媒改革及理论研究，都不乏借鉴意义。 　　在西方传媒制度的各方面中，表达自由是“西方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构成西方传媒制度的基本价值文化，突出反映着这一传媒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当代西方传媒制度》着力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理论命题层层剖析，针对表达自由范畴的对象范围、表达自由范畴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文化基础、表达自由的基本规定等诸方面提出了独到、深入的见解。既有理论思辨，又有宏观的历史把握。其中特别对国内学界忽视的“产权概念对西方表达自由价值理念的意义”，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 　　通过对英国新闻出版自由历史的梳理，该书指出，“自由产权的确立构成了近代英国新闻出版业发展及其相对意义上自由空间得以重大拓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新闻出版业产权的确立，既是近代英国向权利主导型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第四等级来讨论新闻出版问题，在当时（19世纪中叶）其核心意义就是对于新闻出版业的产权要求”。 　　从对产权观念的强调，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第四等级/权力”的地位形成之初，新闻出版业为何没有诉诸表达自由这一当今的基本人权，反而追溯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后来新闻出版业又转而侧重于强调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的理论基石，一般都要追溯到洛克提出来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广义上包括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权利，也被称为自然权利观。其目的主要是用来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的权利。每个人都被视为有权拥有个人（私人）的自治领域，特别是在宗教信仰和财产方面。众所周知，19世纪是亚当?斯密及其经济自由主义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是一个强调私人自治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时代。当时的自由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市场自由和政治领域的选举自由，而就私人生活而言，基本的价值取向仍旧强调自我克制和节俭勤勉的生活方式。与这种自由相适应，当时的法律维护绝对财产权，保护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漠视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实际不平等境况。 　　但是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权利并非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那些具有促进公民参与的政治权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通常被概括为一般的表达自由），被移置于引人注目的突出地位，而财产权利则受到限制。这种转变与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在经济上先后放弃了19世纪自由主义放任政策，不再奉行不干预市场的国家政策，转而推行福利-管理（welfare-regulatory）国家密切相关。②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当时，经济危机的现实粉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想逻辑，经济繁荣和财富涌流的预言在经济危机中成为了泡影，消极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在贫富分化的现实冲突中失去了正当性……在消极自由之下，弱势人群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享有的不过是贫穷和匮乏的自由。鉴于此，从“新政”时代开始，美国政府便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消极的守夜人变成了活跃的监管者，于是，一个称作“福利国家”的时代取代了自由放任的时代。但正如郑涵、金冠军先生所言，福利制度和政治管制的扩展，对表达自由还是有可能造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弗里德曼认为，福利国家及其法律对于经济的干预、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对于契约自由的约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由此，个人自由却得到了更为真实和更为普遍的保障和补偿。③新闻出版业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转型。从美国的实践看，最高法院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甚至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最高法院的备案目录中主要是财产权问题……随着20世纪的进步，发展人权观念以及平衡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公民的要求的努力，逐渐成为司法判决的核心。 　　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西方所推重的表达自由观念对我国传媒界也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对表达自由有一个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是健康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