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　指挥台不应拒绝女性.docVIP

郑小瑛　指挥台不应拒绝女性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指挥界独树一帜。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就女指挥家所处境地及面临的问题，对郑小瑛进行了专访。 　　 　　性别歧视一直存在 　　 　　 记：有人说女性不适合站在指挥台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郑：要看是谁了，不要笼统的讲。在音乐界性别歧视一直就有，像卡拉扬乐队的一个女黑管都闹了那么大的风波，何况是指挥。指挥本来就是男人的岗位。当我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们很惊奇。因为当时热播的电影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中国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电影中的形象，而我这样一副“呼风唤雨”的样子让他们很难相信我是中国人。 　　2002年底，我到美国威斯利安大学讲学，很多美国女研究生写信给我，说我给了她们很多启发。她们说从我身上期待很多个人奋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诉她们我没有那么多传奇经历，我的领导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机会来了就送我去学习，学习优秀就委以重任。新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性别歧视，因此我的职业道路很顺利。 　　记：那么据您所知国外的女指挥家的境况如何？ 　　郑：1987年，我去拜访美国的一个女指挥安东尼奥?布里克(AntoniaBrico)，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她坐在沙发里面不能站起来了，但目光很有神。她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我说：“没有，我是中国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同时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成见。”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但是后来布里克去世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寄给我的登载布里克辞世消息的报纸，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上面说如果她是个男性，她应当属于世界一流。我这才知道她在世时为什么心里这么委屈和抱怨，她曾经指挥过柏林爱乐，也指挥过纽约爱乐，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重要乐团当过总监，只当过客席。美国的一些妇女协会（通常是一些很有钱的寡妇）出资为她组建了一个散装的乐队，表示对她的尊重和支持，仅此而已。所以相比较而言，我感到很庆幸。 　　记：当年您去苏联留学的时候，女音乐家的情况是怎样的？ 　　郑：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没有女生，后来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女生跟我抱怨说：“我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只能到西伯利亚去了”。有一次我的老师安诺索夫带我去见他的女学生杜达洛娃（Dudarova），她是苏联的第一个女指挥，她向老师打趣说：“您不是再也不招女学生了吗？怎么又招了一个？”老师说：“这个不一样，她是从中国来的，她很有才华”。后来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教女学生了？他说因为培养一个指挥，国家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苏联，女性一般结婚后就不再出来工作了，所以是一种浪费。 　　 　　女性必须更加优秀才有机会 　　 　　记：和男性相比，女性音乐家在事业上会有哪些优势吗？ 　　郑：从承担的任务和专业条件上来说，男性和女性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同，在音乐上是没有办法区分男性女性的。在乐队面前，演奏员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会降低对你的要求，容忍你的失误或者无能，倒是更加容易挑剔。我常对西方的记者讲，我的成长中间没有受过性别歧视，但也没有受过性别优待，从来没有因为国家要树立形象之类的，去安排一个女指挥家，不会这样。 　　但是，女指挥需要克服更多生理上的特殊困难，特别是婚后往往被家庭和孩子拖累，总不能因为你家庭不和或者孩子生病，就让乐队与合唱队的几十、上百人等着你吧？指挥白天要排练，晚上要准备总谱或演出，这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毅力和宽广的胸襟，要有足够的自信，工作不能优柔寡断。因此，我在挑选女学生的时候往往更加看重她们的性格，然后才是素质的考察。 　　记：现在如果有女生想学指挥，您对她们有些什么建议？ 　　郑：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系主任的时候对女生是平等的，当时和我同事的几位老师还多少有一点偏见。有些女生是很优秀的，像张弦（现为纽约爱乐乐团副指挥）、郭爽（后来赴德学习，曾在芬兰西贝柳斯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奖）、金成华（本科毕业后赴德深造，在德国的歌剧院任音乐指导）等等。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优秀的女生越来越多，没办法不收她们。在学校里是这个行情，也许将来有一天在指挥台上也会呈现这个现象。只要女孩子优秀、努力，没有男的比她们强，为什么不用？中国女性正因为传统受压，所以性格中有一种韧性，不怕压制，不怕困难，有一种事业成功的追求。 　　但是现在就业确实非常难，也有许多优秀的女孩来找我想学指挥，我先给她们泼冷水，我说现在出去是找不到工作啊，除非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强。我那个年代比你们现在好，那个时候没有性别歧视，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但她们执着得不得了，而且很多人要以我为榜样。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很多歧视妇女的东西传进来了。现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