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原我到文化通观.docVIP

　　从文化原我到文化通观 【 内容 提要】 十几年来，我在古典文学领域出入于叙事文学和诗学之间，但在各个具体领域都是从最原始可靠的 文人写作似乎更多一些对现实 社会 的精神焦虑。比起说话人借古老的传奇故事宣泄民气来，它的兴趣往往在于考察社会变异如何扭曲和斫丧人性。因而在传统的精神方式和叙事形式的沿与革的张力中，它往往采取嘲讽和调侃的态度。《金瓶梅》头九回不是明目张胆地偷了《水浒传》中“武十回”的情节吗?那位打虎杀嫂的武都头在狮子街酒楼上打死的，不是西门庆而是他的替身，这就成了堂吉诃德把风车当魔鬼来打斗了。在清初的“第一奇书”版中，它进一步把首回改成“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对《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和《水浒传》的“英雄排座次”进行戏拟（parody）。其实，整部《金瓶梅》都在以“情欲与死亡”为母题，对前代的英雄传奇范式进行戏拟，它讲述的不是瓦舍勾栏说书人的古老的传奇梦，而是说书人周围社会被扭曲和泡酥了的市井人情。对于前代章回小说而言，它以变异形态的连续性开始了自己的范式转型。连续性中带有实质价值的变异，乃是创造力的体现。 因而颇有些人认为《红楼梦》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金瓶梅》一类世情书和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书的写作范式的创造性变异。但是应该看到，因缘于不同文化生态的这种创造性变异，已经使《金瓶梅》和《红楼梦》成为两种精神类型的代表。《金瓶梅》在人间悲剧中发现了丑，以嘲讽的态度对浮世形态进行渲染。《红楼梦》在人间悲剧中发现了美，对美的毁灭抱着痴情的悲天悯人的同情，进而作了潜 哲学 的思考。比起非常形而下的《金瓶梅》来，《红楼梦》的深层更富有形而上的忧郁。《红楼梦》第一回曾借石头的话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因此它的叙事策略为之一变，“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它对于《金瓶梅》，始终未置一词。但它对那种千丝万缕而绵密细致的近乎生活原生态的叙事方式，倒也深得三昧，运用得出神入化，而且以“或情或痴或小才”的“几个异样的女子”的笑影泪痕，写出了“贵族 中国 ”的悲剧命运，使人性与诗在其间流光溢彩。精神焦虑的诗化升华，使它直逼神话原型。那块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那则比“沧海月明珠有泪”还要凄艳的绛珠还泪的神异故事，那个有若大观园折光的梦境中的太虚幻境，都赋予《红楼梦》“人书+天书”的富有潜哲学意义的双重品格，这都是《金瓶梅》的叙事范式难以比拟的。尤其是含在贾宝玉口中的那块“灵玉—顽石”，是异生神话的最后一道灿烂的晚霞。《史记·殷本记》记载简狄行浴，吞玄鸟卵，“因孕生契”。满族的族源神话，据《满州源流考》卷一，长白山之东，“相传三天女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天女告以吞朱果之故。因赐之姓曰爱新觉罗，名之曰布库里雍顺”。载入《清史稿·太祖本纪》已是:“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 ③ 这些异生神话，都发生在母亲身上，当然由商到清，由鸟卵到朱果，已变得雅了一些。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史诗则带有原始的野性，写玛纳斯降生时一手握油，一手握血，油象征财富，血象征战争。《蒙古秘史》写成吉思汗降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的血块，这被记入《元史·太祖本纪》，就是“手握凝血如赤石”，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壁画也展现1162年成吉思汗降生时握血块的情景。作为先世当过清内务府包衣，隶籍正白旗的曹氏家族的破落户子弟，曹雪芹笔下的宝玉口衔玉石而生，吸取异生神话的幻想方式，并将之诗化和多义化，从而产生神话与人间、原始与文明、洪荒与繁华的意义碰撞。 文化生态的 理论 ，把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生成和 发展 ，都看成具有复杂的 历史 文化语境的中介关系的运动过程。中介因素的多样性及相互间主导因素的差异性，要求 研究 者积极地选择和变换对不同研究对象最贴切、最有效的审视角度，尽量避免在外来术语和本土教条的生搬硬套中，使研究对象脱离本位。在这种意义上说，研究者也是鞋匠，他应该为每一部文化经典订做一双合脚的鞋子，让他 自然 自在地走进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殿堂，找到适合自己身份和特点的座位。这样的工程，就是文化就位工程。 三 文化通观 对文化形式的中介关系进行多方清理，使其本然的深层意义得到 现代 诠释之后，文 化的整体性也就逐渐凸显出来。整体性不是 徒作大言的空洞概念，而是一种敏感，一种意识，也呼唤一种形式的表达。整体性作为一种意识，要求对具体的文化成分、文化形式的研究，不能脱离全体的文化本质和文化构成去进行意义的说明，这就是中国思想中关于偏与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