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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明刚案件心得体会 刘明刚违反政治纪律，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安排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浅析刘明刚案件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浅析刘明刚案件心得体会1】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些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给另外一些人送钱，而且出手阔绰?对此，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每个人心里都明镜一样。对于送钱者来说，这是一种“投资”。虽然未必每一笔都有“收益”，但将来只要“投资对象”中的一小部分能“用得上”，“回报”就是巨大的。而对于收钱者来说，无论将收钱的理由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手里没权力，送钱者可能连正眼看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和即时兑现的贿赂行为不同，“感情投资”的一方先期支付金钱，另一方将来是否“回报”、以何种方式“回报”，则并不确定。“感情投资”因此有一定的迷惑性，似乎并不具有现实危害性。然而，送钱和收钱之所以会发生，基础在于收钱者的官员身份、他手中的权力。在本质上，所谓“情感投资”仍是权钱交易。即使将来官员并未作出违背职责的行为，收钱行为本身也已背离了公职人员的角色要求，损害了公务行为廉洁性。因此，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公务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并加大治理力度，取得一定效果。 不过，以这种方式收钱的后果，目前仅停留在党纪政纪处分层面，威慑力不足，导致所谓的“感情投资”在一些地方仍大行其道。刑法管不了它，和刑法对受贿罪要件的规定较为严格有关。除了收受贿赂行为，行为人要成立受贿罪，还需满足“利用职务之便”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按照目前规定，只收钱而未为对方谋取利益，收再多的钱也不会受到刑事指控。 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罪的规定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部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人士建议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但和受贿行为相比，以“感情投资”名义收钱，无论行为人主观恶性还是对社会现实危害性，都有很大不同。增设“收受礼金罪”，在刑事层面对“感情投资”作出规范，既可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也可做到与受贿罪有效区分从而实现罚当其罪。 【浅析刘明刚案件心得体会2】 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节和礼尚往来的，人情礼往是中国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很多有求于官员的人，将如何送礼研究得非常透彻，也非常清楚法律的底线在什么地方。逢年过节、官员生日、孩子上学、子女结婚、家人生病、老人做寿乃至故去过祭日，这些特殊日子里，这些人总会及时地把对官员的“关怀”送到他们手上。礼金不多也不少，下不至于拿不出手，上不至于让人抓住什么把柄。直接送钱如果怕官员有心理负担，还能送购物卡和代金券，让官员收得踏实放心。 不少官员对于这类礼金也是泰然笑纳，总感觉这是正常的人情礼往。有的官员认准一条原则：“贪脏不枉法”。你给我送，我不收是驳你的面子，收了但不办违法的事，顶多在职权范围内略加照拂，不再为难就是了。这种效果，恰恰是不少送礼者希望达到的，双方心照不宣。因此我们可以经常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例子：某官员被查办，办公室里搜出一大堆购物卡;某官员家中被盗，金银细软无算，还有不少购物卡同时失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某些要害部门掌握实权的官员，如果所辖企业众多，逢年过节收受购物卡，虽然一家只送千儿八百，加起来总数就相当可观了。 在收受礼金入刑之前，这些东西确实很难定性。官员即使因为受贿被抓，只要积极退脏，这类礼金是很难被认定为 “贿金”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官员收受礼金，并未直接为当事人办事谋取利益，也就不符合受贿罪的要件。不少落马官员，依靠不好认定的受贿金额，逃脱了严刑峻法对他们的制裁。此次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如果将“收受礼金罪”纳入增补范围，确实能弥补法律漏洞，让存有侥幸心理的官员，好好掂量手中的权力如何用。此举顺应“贪腐行为零容忍”的中央治贪要求，意义重大。如能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必将有效震慑官员，减少贪腐行为。 【浅析刘明刚案件心得体会3】 收礼不办事不构成犯罪，这是受贿罪认定的空子。它既给了贪官无顾忌收钱一个借口，又凸显了法律的尴尬。增设新罪名，让“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得入刑，弥补了受贿罪规定的不足，对官员逢年过节收受礼金是一种沉重打击。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收受礼金罪看上去的确堵了收受礼金的口子，是不是也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呢?你不准收礼金，他还可以卖字画、卖专利。礼金罪拿他没办法，受贿罪又算不上，难道还要再另设其他罪名?因事立法，只会加重立法负担，因为你总有力所不逮的地方。靠这一个罪名，堵不住贪腐者要钻的空子。 另外，由于收受礼金罪量刑小于受贿罪，这势必驱使那些受贿数额巨大的官员，拼命往收受礼金罪名上靠，以期达到从轻发落的目的。只要抓不到“为他人谋利益”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