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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方（模）式与创新 文章结构 一、文献综述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历史回顾 三、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分析 四、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模式及其创新 ——以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为例 五、结论 一、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张军等，1996）。自2002年以来，此类文献出现较快增长，论文数量为：2001年6篇；2002年22篇；2003年33篇；2004年97篇。 至今，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概念也没有形成统一，各种叫法如“公共产品”、“公共品”、“公共服务”、“公共商品”“公共消费品”等。本文将所有这些概念约化为“农村公共物品”，并以此考察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理论与实践。 农村公共物品是指由范围不同的农村居民消费、享用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农村公共物品的分类 分类一： 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根据在消费过程中的不同性质看，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 纯公共物品：农村基层政权、村组织的行政服务、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农业基础科研、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等； 准公共物品（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公共物品之间）：农村科技、文化、供电、供水等。 （三）农村公共物品的分类 分类二： 按公共物品对农村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来划分，农村公共物品应为分可持续类公共物品、农村经济发展类公共物品和农村社会基础设施类（雷晓康等，2003）。 表1：农村公共物品的分类 （四）研究主题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变迁； 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负担； 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公共物品与基层政权职能。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变迁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却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因为家庭承包制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郭熙保，1995）。 对家庭承包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所出现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现象进行了总结，认为成本、政府介入、市场规模、需方支付能力、供方资产状况等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林万龙，2001）。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首先由政府供给型向政府主导型变迁，而当经济和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私人供给模式和民间供给模式就应运而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这种变迁方式是由需求诱导下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所决定的（张军，1997）。 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负担 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陶勇，2001） 。 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民利益。如强制农民更换产品品种，向农民提供种子、化肥时，以次充好（蒋满霖，2003 ）。 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村税费改革 虽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相应设立了乡级财政，但乡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十分有限，乡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范围内的全部公共事业，均属制度外公共产品，正是这种制度延续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为农民负担的加重提供了制度根源。因此必须进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叶兴庆，1997）。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物品又面临新问题。农民负担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但由于相关配套改革措施未能跟进，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给县乡财政的支持难以弥补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缺口，导致原本就已供应不足的农村公共物品在改革后暴露出更尖锐的问题（邹江涛 ，2004；李琴等，2004）。 农村公共物品与基层政权职能 学者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就乡镇而言，要合理确定乡镇财政职能，给予农村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创新上级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李彬，2004）。 （五）研究方法（定性为主，定量为辅） 张晓波等人以村级单位的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基层治理（村级治理）方式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税费改革之前（张晓波等，2003）： 实行选举的村用于公共物品提供的支出要多于没有实行选举的村； 村干部倾向于通过从企业寻找资源以增加财务总收入和总支出； 为了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村民参与、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必须双管齐下。 李秉龙等人通过引入热力学中对系统状态不确定分析的熵值算法，定量地找出贫困地区各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受基层财政赤字影响的差异，揭示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不平衡状态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李秉龙等，2003）。针对贫困地区： 减轻财政运行风险对农村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需要树立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的发展战略； 向上、向下及向外拓宽公共物品建设的投融资渠道。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历史回顾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分级供给（1958—1983年） 这一时期，制度外筹资供给公社社区公共品在整个农村公共品供给种占又重要的地位，公共物品提供呈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