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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袁辅能与被上诉人广西荔浦县新三农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合同纠纷一案 来源：【法艺花园】/thread-551051-1-1.html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桂市民二终字第1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袁辅能。 委托代理人：余君中。 委托代理人：李秋园。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荔浦县新三农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林峰。 委托代理人：潘以双。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唐荣华。 委托代理人：许邕桂。 委托代理人：肖艳。 上诉人袁辅能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荔浦县新三农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三农合作社)、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研究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2）荔民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辅能的委托代理人余君中、李秋圆，被上诉人新三农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潘以双，农科研究所的委托代理人许邕桂、肖艳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月17日，原告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原告自愿加入被告新三农合作社组织，成为新三农合作社的社员；新三农合作社提供“绿色红薯”种苗给原告种植，并向原告提供技术指导；原告种植的红薯成熟时，由新三农合作社按高出当地市场价10%的价格予以收购。合同签订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分两次从被告农科研究所购进“海南花”和“桂紫薯12号”两种种苗万余斤，以每斤2.5元的价格转卖给原告。原告将上述红薯种苗种植于广西荔浦县茶城乡屯留村屯留屯原告租赁的田里。2011年9月份，红薯收获时，原告发现其种植的除了“紫薯”外还有其他品种的红薯。原告遂以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和农科研究所提供的红薯种苗不全是“紫薯”，其中有45亩种植了被告提供的7000斤假种苗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赔偿：1、种苗款17500元（7000斤×2.5元＝17500元)、2、租地款13500元（45亩×300元亩＝13500元）、3、人工费36000元（其中，包括耕地费：45亩×150元＝6750元，种植及管理费：45亩×650元＝29250元）、4、肥料款27900元（45亩×620元＝27900元）、5、农药款2700元（45亩×60元＝2700元）、6、可得利益损失109350元（45亩×2700斤×1.4元－45亩×2700斤×0.5元），合计206950元。 一审另查明，原告在种植红薯的过程中，曾被荔浦县农业信息中心以其种植“特优紫薯”致富在网络上进行了宣传报道，并被多家媒体转载。同时被告新三农合作社也在原告的种植现场召开过“桂紫薯12号高产示范现场验收会”。原告据此认为其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中，新三农合作社提供给原告的红薯种苗应该全部是“紫薯”，但种植结果却有变化，从而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于2011年1月17日签订《合同》，约定由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向原告提供红薯种苗，原告种出红薯后由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回收，该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对红薯种苗只约定为“绿色红薯”，而没有约定具体品种。合同签订之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向原告提供“海南花”和“桂紫薯12号”两种红薯种苗，原告予以接收并无异议，应视为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切实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违反合同规定。原告以网络媒体和被告新三农合作社所作的宣传，认为其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绿色红薯”种苗就应该是“紫薯”种苗，从而认为被告新三农合作社向其提供“紫薯”以外的红薯种苗为假种苗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新三农合作社赔偿其各项损失共2069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原告与被告新三农合作社以及被告新三农合作社与被告农科研究所之间的种苗供应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以其损失要求被告农科研究所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袁辅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4元，由原告袁辅能承担。 上诉人袁辅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新三农合作社向上诉人宣传农科研究所的紫薯产量高、易种植、市场价值也高，上诉人才与新三农合作社签订购红薯种苗的合同，合同中虽然约定的为“绿色红薯”，实际指的是其大力宣传的“桂紫薯12号”，否则，上诉人也不会购买一般种苗，更不会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种植价格不及紫薯五分之一的普通红薯。被上诉人新三农合作社实际供应的两批种苗有一批是“桂紫薯12号”，一批是普通的“白心薯和花心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