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发展规划的.doc

法学院发展五年规划 根据学校国际化办学的精神，学院在深入调研和听取了全院教职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中心任务，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对学院发展和办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五年规划的设想。这是我院未来五年工作的总纲。我们决心在学校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下，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在学科建设的发展，学术水平的提高方面有较快的发展。 认识与发展目标 我校成立法学院，是我校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一步。建院之初，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环顾左右以寻找确切的定位，也就是我们首先确定为什么要建法学院，其次要建成什么样的法学院，如果定位不准，那么辛苦十几年，到头来可能只是竹篮打水，对于我校是毫无裨益的。既然我校决定建设法学院，就不是只想在诸多院系中增加无关紧要的一个，而是努力要建成可以给我校带来声誉的，否则我校完全可以不建法学院。现代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方移植而来。在西方大学中，法学与神学是最古老的学科，法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合理的规范，寻求人间的正义，是关涉世俗生活关键的学问，神学则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永恒凝视人的归宿与救赎，所以，在西方，大学是由法学院和神学院发展而来，后在16世纪又增加了医学，故此，在西方，如果具有优秀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大学无疑是一流大学。而我校拥有同济医学院，有良好的基础，这在国内综合性大学中并不多见，如果我校决心努力建成一个优秀的法学院，可能为我校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作出相当的贡献，至少，我校可以凭借理工的雄厚基础，加上法学和医学这两个翅膀，我校是有可能与国内现有的综合性大学一争雄长的。所以，对于我校来说，要建法学院，就要建成一个优秀的法学院，能够为我校提高知名度，应该成为起飞的羽翼 ，而不是理工科的一个陪衬。 其次，我校应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优秀的法学院？我们必须综观法学教育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利弊得失。19世纪末，西学东渐，清政府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开始修订法律，“务期中外通行”，全面采用西方法律体系，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西方武力的威逼下融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也揭开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序幕。在西方具有悠久传统的法学教育伴随着这一进程迈进了中国大地，但是，中国法学教育没有自身传统，西方法学本身具有的传统和法律精神又不是轻易可以移植的。因而，一开始，中国法学教育便在探索自身的教育模式。解放前，在公私立的大学中，均实行本科教育，学生都是从中学直接进入大学法学院，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教育模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教育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教育，其中，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私立朝阳大学（实际上只有法科，是清末参与修订法律的江庸等人发起的）采用大陆法系的教育模式，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采用英美判例法教育模式。这几所法学院在当时是国内最好的法学院，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法官、律师多出身于此，从现存当时的判决书来看，其人文修养和专业素质，是当今大部分法科学生未能超越的。其中，东吴大学法科毕业生在上海红极一时，朝阳毕业生多出任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推事（法官）很多出身朝阳。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战乱频仍，法治建设迟迟走不上轨道，法律人才也凋零殆尽。解放后，由于立法工作不能全面展开。导致法学教育无所进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教育才重新恢复，经过近20年的重建，加之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学已成为显学，自外界内部来看，则实在算不得很有成就。既使声誉正隆的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等法学院及五所政法学院，不过或靠规模，或靠传统，至今仍没有形成各自风格的法学教育模式，其头上照耀的光环，多半来自于市场的推动，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在知识结构、人文素养方面，还很难高质量地承担中国未来的立法、司法工作。但是，当我校面临着这些学校时，除了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包袱甚轻以外，我们就没有优势可言。所以，如果我校法学院要想现在开创自己的道路，争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国内一流的法学院，除非参酌中西，探索自己风格的法学教学模式以外，别无他路可走。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前提：所谓国内一流甚至国际一流的法学院，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除了硬件以外，至少有两个软件标准：即老师与学生。能否成为一流法学院，其根本在于能否培养出杰出的法科毕业生，而能否培养出杰出的法科毕业生，关键在于法学教育。必须的教学办公设备、资金，是保证成功法学教育的重要基础，从现在的情况看，研究条件普遍偏低，但各个法学院已开始注重硬件建设，清华大学法学院立志学步哈佛大学法学院，已建设有法学楼——“明理楼”一栋,每个教师都有一间20平方米的教研室,配有全套计算机设备、网络、打印机、楼内建有模拟法庭，供学生法律实践之用，是现有办公条件最好的法学院，最近清华大学已在建设第二栋法学楼，因为清华以哈佛为目标，而哈佛法学院有１４栋楼。北大法学院也在筹建独立的法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