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训男究.docVIP

引 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行政权范围的不断扩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地增加。行政诉讼便成了解决行政纠纷最主要的途径。因此，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对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影响。就行政诉讼制度而言，行政证据制度是它的核心；就行政证据制度而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它的核心。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然而，随着行政案件的复杂化，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显得过于单一。这不仅不利于行政案件的审理而且这种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并不适合所有的行政案件。况且，这种证明标准只是相关学者从相关法律规范中概括出来的，立法上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给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认真分析，再结合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来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而证明标准又是证据制度的核心。证明标准不仅对当事人举证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法官据以确信案件事实得以证明的标准,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什么是证明标准，可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证明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但是，对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举证责任密切相连，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合理外延。案件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自由心证在证明过程中如何运用以及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才是讨论证明标准内涵的核心问题。 （一）证明标准与有关概念的比较 1、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 目前，我国三大诉讼采取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又称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尽管诉讼认识过程具有复杂性,查明案件的客观真相也有相当的难度,但裁判事实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承认裁判者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真实,并不意味着客观真实就能够作为裁判的证明标准。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能借助于证据手段进行，在诉讼视野中，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以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标准，实际则是对裁判者提出了勉为其难的要求。因此，我国应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建立以盖然性为尺度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2、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目前世界各国所普遍采取的一种证据制度，其含义为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约束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可以解释为法官在证据认知基础上，将自己做出的心证结果与证明标准进行比对、衡量，达到了证明标准才可以根据此心证作出判决，这一比对的过程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达到这一程度，便可使受证据支持的事实获得法律意义，成为法院依法判决的基础。因此，从心证的形成过程来看，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既是自由心证过程的终结，也是证明标准的达到。这个过程仿若“跳高”，跃起的总高度可形象比喻为“确信”的程度，而证明标准就如同“横杆”，只要跳高者跃过横杆，就表明证明达到要求。但事实上，跃过的高度完全有可能超越横杆的高度。也就是说，内心确信的达到程度很可能会超越于证明标准的尺度。证明标准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一种内在限制，缺失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毫无操作性可言，心证结果也将毫无意义。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证必须受到证明标准的制约。 3、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 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之间也存在特殊联系。举证责任具有双重涵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其中，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对待证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在事实不能得以证明或者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根据举证责任的双重涵义，对应作用于证明标准的功能也是双重的。从行为意义而言，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适用证明标准的前提。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由何方提供证据，而证明标准则是提出证据的质、量要求。从结果意义而言，举证责任的设计与败诉风险有关。当证据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达到证明标准所要求的程度时，法官无法形成最终的内心确信，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便可以根据举证责任制度作出判决。证明责任回答的是谁负责提供证据，而证明标准回答的是负责提供证据的人需要提供的证据的质和量。证明案件事实达不到证明标准要求的尺度，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由此可见，是否适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取决于证据能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 （二）证明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