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docVIP

　　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 　　唐宋词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诗学的 影响 下 发展 起来的。词借鉴诗歌的创作 方法 ，形成了一个“以诗为词”的潮流；词还依托发达的诗学 理论 ，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一个词学的正派系列。 　　诗学对词学产生影响作用，是从文人士大夫染指于词开始的。唐五代词人，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温庭 筠、韦庄等多是著名的诗人，他们习惯用写诗的方法填词，因而早期的文人词被称为“诗客曲子词”。宋初是我国封建 社会 的转型期，思想由开放转向内敛，社会风气由奋发向上转向无所作为，士人也把建功立业的豪情转化成了听歌观舞的雅兴。这时俗乐繁盛而词作又很萧条，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柳永以其从俗的词风，迎合了市井阶层的趣味，因而柳词盛传一时；柳永的某些词句气象恢弘，不减唐人高处。同时的晏殊、欧阳修词也被称为句读不葺之诗。稍后的晏几道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传统，用小词抒写盛衰之意、今昔之感。北宋后期周邦彦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词句往往从唐宋诸贤诗句中化出。贺铸也擅长化用唐诗典故，据称他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奔走不暇。对北宋词坛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轼引导的“以诗为词”的潮流，他把诗词之间仅剩的一点界限冲刷得干干净净。苏轼不满柳永词的格调低下，以提高词品为己任。他把词情与诗意等同起来；为了提高词的言情品位，苏轼不惜牺牲词体特质，破体为词。这就是陈师道所说的以诗为词。苏轼不仅指出了宋词向上的一路，而且还在词中融入了宋诗才学化的特点。黄庭坚说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韵力高胜，“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山谷集·跋东坡乐府》），这充分说明了才学、性情对词人词风潜移默化的作用。北宋灭亡、南宋王朝立足未稳之际， 时代 需要慷慨昂扬、奋发有为的词作，苏轼于是就成了南渡词坛的典范。胡寅、王灼、汪莘从提高词品方面，充分肯定了苏轼词的意义。张孝祥刻意摹仿苏轼词作；辛弃疾则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精神，并把它推演为“以文为词”、“以赋为词”的创作方法，流风所及，形成了一个阵容壮观的辛派词人群体。对于这派词人而言，词的题材被无限的扩大了，词中用典也不受任何限制，凡可以用诗文表达的情感，都可以用词来抒写。词体的特质消失了，词变成了一种长短句式的新体诗。与此相对的本色词派，也从“以诗为词”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姜夔把苏轼天才化、个性化的清空，演化成一种包含一系列法度、可以普及开来的创作风格。 　　唐宋诗学对词学更进一步的影响是从理论上的渗透和浸润。在诗论家的潜意识里，词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吴曾《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以及周密《浩然斋雅谈》都将词话附录在诗话之后。诗论家认为词除了配乐歌唱以外，与诗歌再没有什么区别了。林景熙提出了诗词一理的理念，他说：“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宋秦晁周柳辈各据其垒，风流酝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犹未也。荆公《金陵怀古》末语‘后庭遗曲’，有诗人之讽。裕陵览东坡月词，至‘琼台玉宇，高处不胜寒’，谓苏轼终是爱君。由此观之；二公乐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也。”（《霁山文集·胡汲古乐府序》）金人王若虚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得更为直截：“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诗话》）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普及流行，宋人诗话往往也适用于词学。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姜夔既是江西诗派的先锋诗人，又是江湖词派的开山祖师。他的诗歌理论对南宋诗学和词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功夫与涵养的观点，被张炎吸收，变成了《词派》中“骚雅”的审美理想：法度与创造、清潭见底的诗法，变成了“清空”的词法。张炎的《词源》中的一系列术语，如“融化词句”、“深加锻炼”、“意趣”等，都来自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就连张炎《词源》中的“清空”，也出自赵汝回的《瓜庐集序》，正是借助唐宋诗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 　　张炎还受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宋代词学的正派体系。张炎把正派系列接轨在北宋词人周邦彦的门下，理由是：“学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词旨》）这正是黄庭坚强调的 学习 杜诗的原因，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须要以钟王为法耳。”（王正德《余师录·与赵伯充书》）张炎引用这句话，是说周邦彦词同老杜的诗歌、钟王字帖一样，典雅而有法度，易学且不走样。而他把周邦彦比作杜甫，为正派系列树立一个创作上的典范。张炎论词要诀还突出了姜夔对于江湖词派的实际贡献。姜夔在该派中具有开宗立派、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等同于江西诗派中的黄庭坚。而姜夔词尽兴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达祖的句法、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