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霸权与文学消费主义.docVIP

　　媒体霸权与文学消费主义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曾有人提出一个很尖锐的 问题 : 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中国 整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或者说是审美愿望正在不断地跌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说，先不正面回答你问题。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对日本人民爱好读书感到极其震惊，车上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书在读。出于好奇心，我想知道他们在读什么，结果看到他们读的大多是漫画或其他图文书籍。在欧洲，发现地铁里面卖的都是 时尚 杂志，和严肃文学没有关系。俄罗斯的图书报刊摊点卖的书，也几乎看不到我们学院经典 教育 的作品。所以，我的回答是:审美要求和审美水平的不断跌落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文化或文学的时尚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赵京华先生翻译了柄谷行人的一本书———《日本 现代 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是日本三大批评家之一，也是当代日本最有 影响 的批评家。这本书成书于70年代，在中文版的序言里面，柄谷行人指出，让文学重新去寻找意义的 时代 已经永远结束了。20年前他就做了这样的宣告。在包括欧美的一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也逐渐听到一些关于文学的噩耗:文学已经死亡了，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都是为文学哭丧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时听了之后都非常不理解。这和我们从事文学专业有关系，对这个专业我们可能还有一种和职业相关的理解。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不期而遇。最近不同的传媒、不同的学术团体都相继开一些会议，如《南方文坛》召开的会议讨论文学究竟要呼唤什么，《文艺报》和河北师大联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问题。《文艺报》开设了“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想象力”专栏等等。我们通过国际的学术交往和国内同行们所表达出的这种忧虑，包括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学时尚化现象的严重性，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里或者文化生活里，这已经成为一个普泛性的现象。另一个方面，中国也好，其他发达国家也好，这个现象的普泛化，应该和媒体帝国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里，媒体的霸权主义和媒体帝国主义的宰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 大家读过葛兰西的著作，在他的 理论 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hegemony，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霸权”，事实上，它的本意应该是“领导权”。他在提出“领导权”这个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运动战，一个概念叫做阵地战。在他看来，东方国家是可以通过运动战，也就是通过诉诸于革命暴力，推翻原有政权，建立起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权。俄国、中国都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他觉得阵地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通过传媒提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市民 社会 ，比如说像教会、学校、工会等组织，使文化领导权能够被民众所自愿地认同。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暴力推翻一个政权，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因为它的日常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被民众所认同、所接受，你才能颠覆一种意识形态。阵地战通过传媒不断去影响市民社会、影响民众，从而获得文化领导权。这个意思是说，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是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是强制性的，文化领导权依靠自觉认同。我曾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把文化领导权比做婚姻，两个异性只有互相认同才能结婚;也好比商业合同，两家 企业 只有互相认同的时候，才能签署合作契约，所以文化领导权是双方的选择。 80年代中期，我们的传媒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平面传媒，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生变化，很多作家协会的刊物纷纷改刊。80年代的《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这些杂志的发行都在十几万、100万册，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大众电影》，发行量可达800万册。那个时候，它可能是不断出现俊男靓女图片的唯一一家杂志。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锐减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90年代以后具有时尚化特征的杂志出现了，比如说《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这些表达中产阶层趣味的杂志，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市场的“主打”品牌，它们宣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认同。这种时尚性的文化杂志，所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的，它隐含的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和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时尚》杂志创刊于1993年，它的发刊词当时还比较暧昧，对时尚的阐释可能还不准确。经过十年的成长它已成为同类杂志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份杂志，在文化市场上几乎所向披靡，并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瑞丽》也一样，现在已经 发展 为三种类型，有三种《瑞丽》，有专门给中学生看的，有针对中年女性的，还有面向青年女性的。杂志的选题、图片、文字的设计都极其专业和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