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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与教学评价改革 ;新课程与教学评价改革 ;案例一： 我终于找回了自尊 刘菲 10年前，也就是我读初二的时候，我因搬家的缘故，转学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我从小学画，钢琴弹了近十年，而且从初一开始，就在报纸上偶尔发表一些“豆腐块”。说来，我也算是个出色的学生。于是，我的班主任主动要求把我放在他的班级——学校唯一的，也是东城区数得出的几个教学试验班之一。 在原来的学校，我的各科成绩属中上游。我一直享受着并不紧张的学生生活，平时还负责班上的板报；投投稿子；给文友写写信。可自从转了学，一切都变了，各科试验教材的难度都明显高于普通班，我应接不暇。面对我接连不断出现的赤字，回答问题时的沉默，黑板前做题时的犹豫，我想，老师的耐心被渐渐磨光了。终于有一天，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说：“我这辈子做错过两件事，一件就不说了，另一件就是收了刘菲做我们班的学生。”班里死一般的沉静。看着老师指着我的手，我似乎听到了心跳从缓慢到加快的声音，快到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 从那以后，我做错一点事，都会让老师大发脾气。曾经因为错题太多，老师让全班49位同学传看我的作业本，一个同学没看便传过去，被老师喝斥：“某某，你为什么不看，好好看看她错在哪”；曾经上了一半早自习，便听到老师点名，急急站起来之后，只听他说；“我们班不要你了，你到教导处去吧！”走出教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头的沮丧。在一个十四五岁女孩子的心里，老师和家长就是天，天怎么能去反抗呢？之后，凡是和我关系好一点儿的同学都被老师叫去，—一问他们，为什么和我要好，并下令今后不许他们和我再私下接触。一次次当堂呵斥，办公室里训话，请家长，去教导处……对一个正当花季的女孩子，天，早已失去了颜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我成了一个人见人躲的“差生”，于是我常常在数学课上发抖，惟恐被老师呵斥、提问。就这样，我度过了昏暗的两年。 初中毕业后，专业课成绩优秀而文化课成绩很差的我，被一所美术职高录取。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主持人，曾为采访一位名人不屈不挠地打了50多个电话，终获成功，又被同学们选举为学生会宣传委员。 ; 后来，我考取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预科班，从此到大学毕业。6年中，我接触了许多加拿大的老师，发现了加拿大的老师和中国老师的最大不同点。加国老师对学生信任、尊重，经常做的是赞扬和鼓励；而中国的老师则希望领导一群乖小羊，时常“鞭策”和“教诲”；加国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是平等的，遇事老师会用商量的口吻说：“What do you think？”（你们认为怎么样？）中国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只是师生关系，说话常用命令的口吻：“明天你们必须……”；加国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看电影、旅游，学生常常会拥吻老师，中国的老师会在教室后门的长方形小孔里观察学生上自习的情况。中国的学生也会向老师打小报告，以证明自己与老师的关系非比寻常。 今天，也许我的班主任老师早已把我遗忘了。但是，在那个下午，我失去了自尊和自信，我用了整整10年，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找回来。也是在那个下午，我发誓，我要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且尽自己的全力去理解和体谅周围的人。今天，我活得坦荡、潇洒；活得努力、认真，也源自那个下午。我要让自己告诉自己，我一直是优秀的。;案例二： “文老师”的故事 “文老师”，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们送给一个姓周的数学老师的雅号。说起这个名字，还有一段佳话。高中时换了一个新数学老师，姓周，他的第一节课就令人难忘：“我20年前教过数学，后来学业荒疏了；今天是再作冯妇，重操旧业。听说贵班数学尖子多，我不知能否胜任，所以今天有高处不胜寒的惶恐感。” 有个同学提议，干脆叫他“文学数学老师”，这个雅号不久又被大家进一步简化为“文老师”。 “文老师”名如其人，他上数学课时，你如果不经意地走过教室，可能会认为是在上语文课。例如抽某同学上台在黑板上做题，做到中途“卡壳”了，他会安慰你说：“别着急，稍安勿躁。”待同学终于做出了正确答案，他会兴奋地说：“我早就说过你行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最有趣的是“文老师”总爱把数学难题叫做“思维的体操”。每次在黑板上演示难度较大的例题，总爱做一步咏叹一句：“你看你看，美不美啊？”一边说，一边用夸张的花体字写出剩下的步骤，写完后以一只脚点地，快速旋转一百八十度面对同学。这时，同学们约定俗成地叫一声：“美！”于是一堂难课轻轻松松地就“功德圆满”了。 正因为这种润物无声，高考时我和几位数学尖子出人意料地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 看了两个案例，你想到了什么？如果就此让你写一篇议论文，你将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