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以华北为中心.docVIP

　　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以华北为中心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以来 中国 农村 经济 演变的型式 问题 ，依然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尽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学者黄宗智以其著名的过密化 理论 ，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大洋两岸各派学者共同存在的规范意识提出了极具震撼力的挑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过密化理论反过来 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国内，这些质疑已不再执着于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的 分析 框架，而是转变为对所谓“近代市场经济萌芽”的探讨，认为明清以来不断扩展的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真正的商品经济，为中国 社会 向近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转变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至迟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迈入了近代经济的门槛，成为一个所谓“市场化 发展 ”的近代社会。而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汉学界的“加州学派”的中青年学者如彭慕兰、王国斌以及弗兰克等，一方面就像黄宗智所批评的那样，尽量抹杀十八世纪以前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至高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援引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雷格莱（E.Wrigley）的能源转换理论，认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动力”与后来经历了 工业 革命的、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同样，明清以来由专业化与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而不可能自发地导向工业化。 　　应该说，后一类质疑虽然在斯密型动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与国内的“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有所区别，但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毫无二致：首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否认人口压力的存在，进而否认“人口压力推动下的商品化”的存在，一致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斯密型动力”这一所谓内在的经济因素而展开的；其次，他们对明清以来中国农家经济边际报酬下降的观点，即黄宗智的过密化（或译“内卷化”）理论，均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持肯定态度；其三，与此相关，他们都否认明清以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维生状况和糊口形态，认为其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处在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与同时期的英国农民相比，其生活消费甚至显得有些奢侈，因此，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并不以对江南地区的 研究 为限，近年来还迅速延伸到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被认为是落后、衰败的华北农村，在一些学者的笔下，亦呈现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于是，至迟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和发展的全国范围的城乡市场 网络 体系，包括华北在内，便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 内容 ”。如此，经过十几年的交锋和论争，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型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更加复杂化了。不过，尽管争论的焦点已由原来的走向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即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转向明清中国是否已经近代化的问题，但潜在的问题意识并未改变。 历史 真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当我们自以为在学术道路上昂首阔步的时候，最后却发现我们竟然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或许也意味着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仅不会过时，相反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细绎各种反过密化的观点，我们发现，十多年前曾被黄宗智痛加针砭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这一被规范信念和理论框架，至少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史学界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一条新的规范信念，这就是“市场等于而且仅仅等于专业化和分工”。至于中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曾经提出的“没有分工的市场”则被从商品经济的范畴之内驱除了出去，充其量也只是被看作一种“虚假的商品经济”、“伪商品经济”而被摒弃在商品经济研究的视野之外。第二，在各类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上，江南地区以其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特殊地位依然备受关注，亦即处于国内外经济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以此抽绎出来的所谓“江南经验”和“江南模式”，也因此被当作中国经济发展序列中的“先进形态”而对其他地区具有“典型”意义。即便是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首先提出过密化理论的黄宗智，也是通过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来最终完成其理论构建的。江南地区之商品化程度远远高于华北以及其他地区，并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成不争的事实。第三，不管是“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还是中国式的“煤炭突破理论”，由于它们大多轻视、否定乃至曲解人口增长在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动辄对相关研究冠之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等名目，以致与经济过程密不可分的人口因素以及生态环境，往往被弃之不顾，至多不过是被当作一种外生的、偶然的变量而加以考察。这种不考虑 自然 资源基础和生态变迁的市场分析 方法 ，本质上是过度简单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