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docVIP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 汤因比谈到克罗齐著名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指出其意思是每个人都处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且他只能从其非常短暂的生命的这个移动点上观察宇宙万物，由此这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反思自己，承认有种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我的历史观被染上了我个人生活经验的色彩，它一直受到我本人毕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好事和坏事的经验的刺激，而我则无法摆脱它。①汤因比研究兴趣更多在希腊和罗马古史，这种坦诚实际显示了其求真意识与学者胸怀。而本文所论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不仅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关，而且正是威力巨大的当代主流意识所导致。惯性思维，简言之就是对某种立场、某些观点形成习惯性接受甚至依附意识，这与汤因比所说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至恰恰相反。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个体经验虽有时代局限，但能为真相提供更多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则既不认可经验又缺乏个体言说，往往只是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 　　比如，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权，我们文学史书写长期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定位，即五四前中国新文化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但五四后的盟长资格则属无产阶级，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也成为一锤定音的元理论，正如温儒敏所说几乎覆盖了多数学者的理论视野，此后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大都从毛泽东论述的原点生发出去②。以前倒有个人见解，如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运动，其提倡的民主、科学、怀疑精神、个人主义、废孔孟、铲伦常等，就是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思想③。曹聚仁也表示过类似看法：谈革命文学的，每每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好似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若干叙说新文学演进过程的，也把以农工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当做进步的记录。其实，五四运动所促醒的，乃是知识青年，以及城市一部分资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也就是这一群人。④这些看法都与毛泽东看法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到了惯性思维问题，真正摆脱还是不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是文学史的重要构成，新时期开始重视以往被排斥的自由主义作家，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废名和张爱玲等，但不少文学史教材还是延续着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排位。曹聚仁曾认为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李劼人的成就在茅盾、巴金之上⑤，但只能说说而已。后来青年学人重新排座次，拿掉茅盾列上金庸，更是得不到认可。包括得到许多学者呼应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后，惯性思维还是不断出现。本文以蒋光慈为例，也是因为关于蒋光慈的评价，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文学史书写中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惯性思维。其中文学史教材评价可为代表。而文学回忆录、作家评传等另类文学史书写中，评价蒋光慈则有不同状况。两相比较能清楚看到原因所在，举一反三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的不少耐人寻味现象。 　　一、现代文学史变成无产阶级文学史 　　众所周知蒋光慈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中是个创作状况与生存处境都很特别的小说家。蒋光慈创作勤奋，先后出版了《少年漂泊者》《短裤党》《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和《咆哮了的土地》等不少作品，其中有几部影响还颇大。但身为共产党员和普罗作家的蒋光慈可谓非常不幸，不仅被组织开除党籍，创作也始终处于左右不是的尴尬中：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禁他作品，另一方面则是左翼批评家的不断指责，弄得蒋光慈心灰意冷。 　　蒋光慈的不幸涉及多方原因，既有时代关系也有组织原因，还有他个人问题。不管原因如何，关于蒋光慈评价却有个分水岭：蒋光慈在世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对其评价不高，甚至很低；新中国成立后则发生转变，批评仍在，但肯定为主要。由此还形成一种惯性衡量，即蒋光慈创作的不足对其成就来说，是种瑕不掩瑜的关系。评价蒋光慈出现这种分水岭，与现代文学史立场的重大转变直接相关，即王瑶所说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 　　王瑶认为真正用历史总结态度系统研究现代文学的应始于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这部由作者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所整理的纲要式教材，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讲述的体例。肯定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体例开创意义后，王瑶接着指出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导致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变成无产阶级文学史⑥。这种文学史观的转变非同小可，不仅彻底改变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态度与价值取向，而且具有牵一动百的掌控作用。韦勒克们曾专门讨论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关系，认为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⑦。听起来有些像绕口令，但说明这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当头绪繁杂的现代文学史变成一体化无产阶级文学史，其引导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