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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程的稳定与变革 　　[摘要] 语文课程不管怎么改，有些内容是相对稳定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首先是 教育 学生学会运用语文工具，能顺利地进行听、说、读、写；同时给学生以思想、文化、审美等方面的教育，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其次是语文训练，即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教育培养，使其掌握或提高某种技能。语文教学不管怎么改革，从课程建设方面来说，语文训练一直是被重视的。 　　[关键词] 语文；课程改革；教学理念 　　 　　语文课程改革主要是教育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的20年里，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空前活跃，涉及的面很宽，其核心是语文教育观念的变化。“新课标”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如果从20年语文教学改革的势头来说，这一次改革仍是前面改革的继续，是守正出新，是渐变的结果。 　　 　　一、语文学科的基本功能 　　 　　我国语文课程的 历史 ，从其独立设科的1902年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语文课程有过几次大的改革，语文课程也是在改革中不断进步、不断向前 发展 的。 　　语文课程不管怎么改，有些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会引起混乱。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即语文课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它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什么。学校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会有许多课程，它们各有各的内容，各有各的作用。各门课程只有完成好自己的任务，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整个学校育人的目标才能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那么，语文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语文课程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学生学会运用语文工具，能顺利地进行听、说、读、写；同时给学生以思想、文化、审美等方面的教育，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不分科的，文、史、哲结合在一起。语文学科的确立始于清朝末年。1902年8月，清朝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就开始确立了语文学科。《钦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是： 　　蒙学堂：字课、习字、读经 　　寻常小学堂：读经、作文、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 　　中学堂：读经、词章 　　1904年1月，清朝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是： 　　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 中国 文字（作文和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阅读、作文、习字、官话） 　　中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古文、写古文）[1] 　　从上述具体科目可以看出：设置这门课程初始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的能力，也可以概括为学习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同时传播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精神领域对学生施加影响。语文学科的任务应当说是较为明确的。民国时期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以及解放后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都承袭了上述认识。叶圣陶先生在谈到语文学科定名时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2] 730这是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明确了语文学科应以言语教学为主要内容。其实只要提到言语教学，就不能忽视言语所承载的内容的教育，因为内容是无法从言语剥离的。当然，对学生精神领域的教育和影响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前进会有较大的变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容易理解的。[3] 　　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识字课本》所作的“序”中有以下一段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 自然 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4]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强调了掌握语文这一工具的重要性。 　　简要地回顾一下语文教育的历史，重温一下我们十分熟悉但又包含着朴素而深刻道理的话，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学科的功能定位和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有益的。 　　这样讲，会不会误以为是在否定或削弱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呢？为了不致引起误解，笔者还要多说几句。语文本来就是一门人文学科。语文课本的主体是文章，而文章的“文”与“道”本来就是统一的，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对文章内容理解得越深，对语言表现力的体会也越深；同样，对语言的感受越深，对内容的理解也越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削弱了任何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就会被削弱。我们要充分认识语文学科的特点，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优势，把言语教育与人文教育两者统一起来进行语文教学。叶圣陶先生在《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