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对比剖析.ppt

* 狄更斯 雨果 托尔斯泰 19世纪人道主义一种新走向的代表性人物 形成于文艺复兴并标举着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道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张扬人性、反对神权，斥责禁欲主义、追求享乐人生，崇尚科学理性、批判蒙昧主义。 狄更斯从“圣诞精神”出发，较早演示出“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雨果赋予“勿以暴力抗恶”以更切实的“道德自我完善”内涵，认为“崇高的行为”高于一切。 托尔斯泰最终把这些完全融进基督教宗教当中，并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建构起了“托尔斯泰主义”。 狄更斯 狄更斯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创作继承了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开始即对社会进行讽刺，鞭挞资本主义政治，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资产者的丑恶嘴脸和卑鄙灵魂；尤其是，以深挚的同情，如泣如诉地描绘出劳动人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的悲惨遭遇，细致地写出了他们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所受的摧残，因而赢得了“穷人的卫士”的称号。其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一方面真诚地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反对暴力统治，主张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又害怕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希望用改良缓和阶级矛盾，幻想通过“情感教育”唤醒存在于人们天性中的良知和正义感，以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见课本P347） 在19世纪30年代狄更斯创作的初期，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等作品讽刺、揭露了种种社会不平，也创造了一系列关心、庇护弱小者的“仁爱”有产者形象。 《圣诞欢歌》只是狄更斯1843年开始创作的《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却标志着作者步入了新的创作时期。其间，生来仁爱的有产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改变了冷酷心肠的有产者。 1844年的《马丁·朱述尔维特》写到异国生活的磨难使马丁改变了自私品性，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应有“仁爱”与“谅解”； 1848年的《董贝父子》写到唯金钱、利润为重使董贝丧失亲情，之后在破产的痛苦中才接受了女儿的“感情教育”，重享人伦温馨。 到了创作高峰期的五六十年代，狄更斯对社会的腐朽黑暗、对有产者的丑恶堕落，揭露、批判得更为无情、深刻，却也延伸、发展了他主张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  其代表作《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一方面写下了法国贵族统治者对广大平民、佃农犯下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深深同情，暗示“伦敦”如不改变现状，“巴黎”式的革命同样会爆发； 另一方面又把以往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明确演示为“勿以暴力抗恶”，要人们以基督教的仁爱、宽容对待敌对者，还不惜笔墨描绘了“以暴抗暴”最后是自食恶果。可以认为，狄更斯较早宣扬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雨果 雨果的思想、创作更为复杂、丰富，但对人道主义始终关注有加。 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言》已提出文学对人的道德净化问题：“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 1829年写的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又站在弱者立场上呼吁废除死刑，这是作家彻底 的人道思想最早的生动表现。 1831年，雨果发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揭露中世纪教会统治和神职人员罪恶的同时，也意在彰显加西莫多源于美和爱的自我牺牲精神。 从1845年开始写作，直到1862年才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作者以这部作品，不仅把《〈克伦威尔〉序言》提出的相关理论对象化，更赋予加西莫多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切实具体的道德内涵。 警官沙威是法律的化身，他一心要做的就是依法惩恶。 工人冉阿让是被惩处者，正因为法律的不公和严酷使他一度成为“以恶抗恶”的化身。 米里哀主教是基督教的化身，秉持以仁慈、宽恕对待一切人。 因为米里哀的感化，不仅冉阿让告别旧我，变成一心为善的人，沙威也在冉阿让的以德报怨面前无地自容、自我毁灭。 作品传达：作为暴力形式之一的法律惩治非但不能让人戒恶，相反只会造就更严重的恶；只有基督教仁慈、宽恕精神引导下的“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改变人，改变社会，其人道主义最强调的是仁爱和道德至上。 1874年发表长篇小说《九三年》，雨果进而让这种道德涵义上的人道主义与政治革命直接对话，借人物之口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