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刍议.docVIP

　　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刍议 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刍议 　　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比重很大，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也一向是高校中文系教学中的重头戏。在当下，大多数高校为慎重起见，都选择了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作为教材，并且教师们就根据这部教材进行讲授，对学生进行的课程考试，也是不脱离这部教材的内容的。这看上去师生两便，似乎是十分保险的作法。但是，课程教学与教材虽关系极大，却不能完全以教材讲授代替课程教学，因为没有任何一套教材是完美无缺的，教学方法也是可以多样化的。所以，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具体内容与方法上，还是有许多探讨余地的。 　　一 　　宏观地说，任何一门课程教学，对其内容与方法的选择，都离不开教学的目的。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从较低的要求看，自然是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对经典性的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从较高的要求看，当然也要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实用功能，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1]这样，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既要以文学作品阅读消化为主，也要尽可能多地吸纳古今学者研究的成果，只靠讲授一套教材是不足的。 　　首先，古代文学课程是一种传统的课程，相关教材种类繁多。但任何一套教材的内容，都与编者的学术视野有关，不同的编者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有不同。所以，选择一种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还必须参考其他教材。另外，任何教材的编写，在时间上通常都比较靠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可能收入教材之中。所以，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当主动搜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灌注到教学之中。 　　实际上，要真正将古代文学课程教得有自己的特色，在内容上还少不了教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教材上或其他成果的内容的讲授，离不开教师的辨析，尤其是教材上有表达错误的地方，教师还必须进行内容纠偏，并提供相关论据材料。 　　比如当下多数高校选作教材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述及元杂剧《东堂老》时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总把商人作为讥讽和鞭挞的对象。而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2]本文由.L.收集整理 　　从这段文字内容看，编者实际上认为在《东堂老》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没有商人正面形象的。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不要说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富好行其德的商人范蠡形象，[3]就在元代之前的南宋，洪迈小说集《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品格高尚的商人形象，如《荆山邸客》中的韩洙、《画眉山土地》中的杨文昌等。[4]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多数高校选为教材，像以上所举的纰缪之处也在所难免。针对所选教材内容的不足，教师必须借鉴其他多种教材，搜罗相关知识的论文论著成果，包括自己的研究心得，一并提供给学生。 　　其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虽然以古代文学史教学为主，但不能局限于此，还应当与古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的部分内容整合起来。没有大量作品作支撑的文学史教学，往往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论教学，使学生不明所以，容易感觉枯燥而失去主动学习的兴趣。有时还必须结合古代汉语知识具体分析文学作品的构成，否则难以使学生学以致用，往往闹出笑话。 　　实际上，只有作品决定了作家本身的价值，而非后世某人或某群人的评判；也只有作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古代文学史完全可以看成是古代文学作品形态流变史，抓住古代文学作品，才能统合古代汉语、文学评论等知识。所以，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选，是极为重要的。 　　笔者曾经加入过网络诗歌群，看到一些自称是中文系毕业的群友，写作出的律诗竟然不讲平仄，不讲押韵，也不讲对仗，不过是七言八句而已；同样，写作出的词也只是按某一词牌的句数和字数填写，根本不考虑平仄、押韵与对仗等要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可笑现象，与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失误是有极大关系的。 　　在当下的中文系课程教学中，关于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属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但显然诗词是文学，硬是将律诗与词的格律知识，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中剔出，容易导致学生顾此失彼，将本应综合一体的知识断为两截。这样的安排，也就难怪中文系培养出的学生在写作古诗词时闹出笑话了。 　　鉴于当下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内容上的偏颇，笔者认为，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与古代汉语部分内容重新整合，教师授课时也时常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打破教条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大胆主动地学习乃至研究古代文学，对于提高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文学修养，应是必需而切实有效的作法。 　　二 　　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便是教学方法了。古代文学课程内容十分丰富，但目前许多学校为节省开支或过多开设选修课，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