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产生同国家出现联系在1起国家出现以后.pptVIP

财政学、经济学从纯粹属于国家走向公共社会，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把财政学从纯粹属于国家的理财活动推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实践。 与此同时，亚当·斯密主张把政府的经济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国防、司法、行政、公共秩序的维护等等，认为资源配置的任务应在“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完成。 《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继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萨伊、马歇尔、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市场经济及自由放任的理论。 自此以后，西方的经济学摆脱了早期的政府理财学步入了公共经济学的轨道，把财政学看成是公共财政学的观点也成为主流观点。 但在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政府的角色、职能，以及国家、政府该不该干预经济．如何干预经济等问题，经济学家们则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两种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认识： 第一个持与亚当·斯密不同看法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他在1841年出版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各民族、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由此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理论。他认为，在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自由贸易只会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只有在强大的国家力量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 另一个与斯密持不同观点的人是20世纪初英国剑桥学派的重要人物庇古。他是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于1920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从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合理性，并对市场经济的忧缺点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国家干预的问题。 对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挑战的是凯恩斯。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开始了一场旨在用国家干预理论代替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设．即“萨伊定律”，认为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填补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 而“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惟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总揽”，“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制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新的国家干预的主张：“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由于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曾起过“起死回生”的作用。 * * 财政的产生同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作为执行一般社会需要的代表，履行集中分配部分剩余产品以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 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是从国家或君主的收支活动来探讨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只不过是君主政府的“官房学”，是政府的理财学。就此而言，经济学来源于财政学。 二战后，尽管关于应该实行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理论争论持续不断，但争论中也有达成共识的地方，即：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存在不同的供给和消费规律，私人产品的消费存在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而公共产品的消费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半竞争性和半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共同消费性质．很容易产生“搭便车”和“囚徒困境” 问题，使提供者遭受严重的成本利益失衡损失。“搭便车”指的是公共产品供应上的坐享其成的心理和行为。“囚徒困境”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危害的现象和行为。“搭便车”和“囚徒困境”问题造成的结果是，或者完全没有公共产品提供，或者公共产品的提供严重不足。“公共经济学”就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卢兹（Lutz,H.L.），1924年《公共财政学》第三章“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差异”，首开英美财政学著作分析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关系之先河。 斯杜登斯基（Studenski,P.），1933年《公共财政学篇章》中的“公共经济的性质与机制”一章，全面分析了公共经济性质、公共集团性质、公共经济发展、最高社会利益等公共经济问题，使公共经济在财政学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公共经济学并未在英美财政学界形成。其财政学仍建立在对政府收支的传统分析上。 意大利学者马尔科（de Marco）,1936年《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在美国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