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中国热参与锻造现代文明.docVIP

18世纪法国“中国热”参与锻造现代文明 　　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法国启蒙学者们的思想存在保守或激进程度的差异，但在崇尚平等自由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还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并备受鼓舞。 　　中国儒家文明是法国启蒙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 　　法国启蒙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引起的震动具有显著的超文化差异的特征。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后来一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所传诵，鼓舞着种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从现代民主政治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贡献是直接促发和指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事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是这两次革命，把由英国革命正式开始的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大幅度地推向了深广，并最终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形态的构筑。 18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 　　然而，学术界对这场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认识迄今还有欠全面。因为人们在评述这场运动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由中华文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曾在其中起过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结果，启蒙运动一般被公认为纯粹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没有利用过也无须利用任何来自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按此逻辑，启蒙运动所构想出的包括现代民主政治在内的全部现代性，乃至建筑在启蒙原则基础之上的整个现代文明，也都被看成了纯粹的西方性和西方文明。现代化即西化的偏见，其实也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从启蒙运动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基督教文明在锻造现代性的时候远不是这样自足的。至少，启蒙运动的两大核心信条——自由和平等（它们同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赖以成立的基石）的奠立，就曾得到过来自远东的中华儒家文明的支持。 　　从启蒙时代开始深入人心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具体说来主要源自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的政治文化传统，其最重要的阐释者分别为洛克和卢梭。我们知道，尽管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派极崇拜英国，但他们的眼中也绝非只有英国。西欧二百多年来的海外探险、殖民、贸易和传教活动，在大大加强各传统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交往的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法国启蒙哲人的学术视野。翻开启蒙旗手伏尔泰的《风俗论》（这部巨著使他荣膺世界文化史之父的称号），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当时西欧人人类文明史知识的广博。当时世界各大传统区域文明——中国儒家文明、南亚印度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及欧洲基督教文明，已全在他们的视域之中。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同时，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探讨也不是没有重点的。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们对中国似乎比对英国更感兴趣。如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称：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仅以此而论，中国似乎就比英国更受欢迎。 　　启蒙学者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那么，18世纪法国何以会发生这么一场中国热？这件事似乎和法国启蒙主流崇尚开明专制主义的倾向有关。 　　人们知道，开明专制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迷。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中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陆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 　　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则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于1767年写就了《中国专制制度》一书，由此为自己赢得了欧洲孔夫子的雅号。重农学派为何推崇中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儒家思想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它对法国重农学派理论的滋养，并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学说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儒家思想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意义。这其实是儒家学说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包括别具一格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托克维尔的有关看法。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