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分期发展状况.docVIP

　　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分期发展状况 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分期发展状况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1980年首次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算起），然而，1980年之前在中国是否有民族音乐学仍是当今讨论的热点话题，各位学者、专家对此也展开过争鸣。不可否认很多学者、专家把19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引入中国的比较音乐学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开端。而沈洽先生也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比较音乐学时期、民间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学理论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和民族音乐学时期。但是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并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种阶段。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虽有近似之处，但是两者在方法、研究目的有很多的差别。然而作为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高厚永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所研究的领域皆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吕骥先生在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曾讲道：只要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都属于民族音乐学，都应该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沈洽先生、高厚永先生、吕骥先生都认为民间音乐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研究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然而杜亚雄先生的观点则与之恰恰相反。 　　依照我的观点，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皆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并非横空出世，近些年来，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发展速度较快，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增多，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都为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更不应该运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各项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按照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与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民族音乐学，毕竟西方民族音乐学从引入到发展，也会经历发展变迁，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更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应顺应其在我国的发展而建立有我国特色并适应我国学术道路的理论体系。当然，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健康壮大与发展，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很多理论体系与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学科前沿问题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要从四个分期看。 　　一、比较音乐学时期 　　我国开始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这个时期被称作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的王光祈先生，他在1920年开始在德国柏林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转学音乐，受埃利斯、施通普夫、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人影响，投入到这门比较音乐学新兴学科的研究当中。并在1924年和1925年分别完成了《东方乐制之比较》和《东方民族之音乐》两部著作。《东方乐制之比较》可谓是我国第一部运用比较研究而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的著作，并且注重乐律和音阶方面的研究。在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王先生相信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影响，但是进化论是解释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变迁最基本的法则。在其著作中我还可以发现王先生比较关注国乐的命运，企图通过对西学进化的研究来振兴民族音乐，使其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同一时期，在比较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还有萧友梅、刘天华、童斐等人。早在1920年，萧友梅先生就提出了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其观点体现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和《古今中西音乐概述》两篇文章当中得以体现。并且萧友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如果想要了解某个民族的音乐，要从曲目入手。想要了解其曲调组织，要研究其所运用的音阶，将古今中西音乐所用的音阶浅白解说，通过列表比较，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了解各种音阶的历史与组织。刘天华先生在19世纪20年代在民族音乐学上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在他编辑的《音乐杂志》中提倡对有关民族音乐学范围的理论研究，并成立了国乐改进社，提倡在其社内建立研究部，并且希望政府也能设立民族音乐研究机构。而童斐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乐寻源》这部著作中，就连远在德国的王光祈先生也为其研究成果赞赏有加。 　　二、民间音乐研究时期 　　在此时期，中国可谓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特殊时期，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音乐上大多体现出民族救亡的旋律。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此时期并未停止，其研究重心可以从延安鲁艺和重庆国立音乐院看起。 　　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并得到了系主任冼星海先生的支持。民歌研究会分别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更名，分别为中国民歌研究会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沈洽先生认为民间音乐时期的出处也是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来，此会致力于本国、本土音乐的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