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的叙事突围研究.docVIP

　　《笨花》的叙事突围研究 摘 要: 铁凝创作《笨花》并非要显示自己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只是借此潜入历史深处,还原历史真实情境中的真实的生命历程和人性本真,使我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整体性支配的民族,能够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业已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众多怀着经典冲动的长篇小说共同追求。 　　关键词: 小说《笨花》 历史叙事 个体生命 　　 　　一 　　《笨花》以一个乡村家族故事的铺展切入宏大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截面。铁凝这种创作的历史冲动,是否正如陈晓明所言:“我们的小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路。”确实,《笨花》体现的是一种不断汇集的创作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不断边缘化,“但作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创建历史叙事和创造经典作品的冲动”。宏大叙事在遭到先锋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颠覆和瓦解之后,泛滥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呈现的庸俗、肤浅、怪异、零碎也逐渐令人厌弃,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在融入了新的创作观念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了创作上的某种回归。进入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旗帜鲜明地追求宏大叙事,尤其是当下相当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在人生阅历和理性思索上有了进一步的积淀,不约而同表现出对创作的“史诗化”追求,一批重要作品被纷纷推出,比如《秦腔》(贾平凹)、《兄弟》(余华)、《圣天门口》(刘醒龙)、《生死疲劳》(莫言)、《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平原》(毕飞宇)、《空山》(阿来)等。 　　《笨花》留给阅读者的印象不是历史叙事,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极其本土化的日常生活,其目的似乎并不是在写历史本身,历史只是展开整体叙述和塑造人物的一个背景。在对历史大事件的处理上,采取的是“嵌入”公文的方式。《笨花》的叙事回到日常生活的原场,在全知视角下展开日常生活细节和风俗文化的描摹,即使是中心情节也没有大开大合的戏剧元素。这种“日常生活”模式也不是完全回避历史风云,其通过民间视野描述的“历史褶皱”中那些为人们所忽视的细密琐事,构筑丰富的解读空间。纵观铁凝的一贯创作,她并不刻意追求寓言化的思想承载,但恨“艺术饱满温润”,充满日常诗意,以一种比较本色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性又氤氲着泥土的气息。 　　南帆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批长篇小说,以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为例,其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叙事与个人性格之间产生了脱节,历史不是由无数个人真实的利益、欲望、行动、冲突所产生的“合力”编制而成,历史仿佛是一个分离于个人的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自行其是,它的“整体性”与那些渺小的个人无关。然而,没有个人的历史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幻象。“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够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兴趣——小说读者的兴趣”。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性格能够产生支配事件的意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正是从这里重新开始——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批长篇小说不仅力图恢复一系列性格的真实生命,而且力图恢复个人与历史的联系。 　　二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观念认为,长篇小说的成熟表征即是:从种种概括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别、感性、具体以及日常情境。如果说,《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提供的故事和人物使人们意识到,“民间文化拥有另一套解读历史的策略”,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的《长恨歌》到2006年的《笨花》,则是“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笨花》正是“尝试着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统一到笔端……一方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思想僵化的积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意义的消解……将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陈晓明)。 　　向喜这个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悲壮而凄凉的。他的成长与归宿展现了大时代给人的命运留下的印迹。他的成长是时代使然,其性格中有军阀的共性,他不可能超越时代,但这不表明个人始终是被动的,事实上,个人命运虽然不可能超越时代,但个人的因素还是起着极大的作用的。向喜从小接受过孔孟教育,正是个人心中尚存的那些孔孟之道,以及农民本身的纯朴正直,使向喜每在历史关头都能把握住自己。在王占元让他处理兵变士兵时,他能够坚持不从,后来又告别军旅急流勇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而回到家乡后,他又安于寂寞,回到粪厂,足不出户,最终为救卖艺人而与敌人同归于尽。 　　《笨花》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使这部小说生动而有生活质感和情趣。笨花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