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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内权力运行体系完善看民主建设科学化 从党内权力运行体系完善看民主建设科学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权力运行体系的概念，并指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 〔1 〕可见，中央对权力运行体系的高度重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服务人民，也可以用来进行腐败。党在早期采取比较集中的权力运行体系，有利于保证政令统一、集中弱小力量取得革命胜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自上而下为主的权力运行体系越来越制约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党采取了逐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方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从历次修改的党章来看，十二大以前修改的党章体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性，但是此后修改的党章体现党内民主的因素越来越多，十八大修改的党章对党内民主的原则性规定逐步完善。虽然党内民主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党内民主是一种秩序，一定要落实十八大修改的党章，稳中求进，不能贪多求快。 　　-、权力设置上在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的同时逐渐扩大自下而上的渠道 　　权力体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是一个共同体赋予领导主体（领导者个人或领导集体）支配公共资源的一种资格。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或某些人手中，那么权力就会变得专制、独裁。当然，如果领导者始终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分清是非，广开言路，国家照样可以变得富强和繁荣。但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将国家交付到一个人手中必定不可靠，因此中国古代的盛世往往转化为衰世，直到灭亡，可以说是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左传》中寻其原因时，指出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2 〕 （P188 ），认为这主要是个人品质问题。左丘明的思想影响中国以后历史的发展。中国几千年来特别强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个人品质也并不十分可靠，因为春秋以后中国还是在此历史周期率中不断循环。认识问题很容易，但是解决问题很难，他们设想的路径错了。破除历史周期率，根本上应该从提高权力本文由.L.收集整理运行体系的科学化角度入手，用权力制衡权力。因为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性，它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无坚不摧，除非碰到阻碍为止。十年浩劫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就是由于党内民主建设存在制度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民主非常有必要，有利于用自下而上的权利制衡自上而下的权力。因此，要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理顺党内各种权力关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开始确定中央和地方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即全国代表会议（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它指出，有五名以上党员的地方必须建立地方委员会，超过三十人之地应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成立的同盟会不同。孙中山在美国游历多年，向往美国式的政党，因此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之初就采取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但是，正是这种权力运行体系导致同盟会内部纷争不止，派别斗争严重。后来，孙中山认识到这个问题，在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按手印服从其领导。但是，这种行为遭到许多党员坚决反对，黄兴等老一辈革命党人拒绝加入，使本身弱小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减弱。这反而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党内坚强领导的重要性，于是他转向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布尔什维克正是靠着自上而下建立的坚强领导才在二十多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在三十多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共在其帮助下建党时就很容易接受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权力运行体系。 　　从历次党章的修改看，逐渐确定和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在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然后是区执行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第三次党章修正案将权力进一步细化，指出中央委员会选举一人为总书记，中央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各级党部最高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各级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中共学习苏共以自上而下的原则建立政党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有助于发展自己的力量，但是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使党的领导人不能直接由党内同志公选而主要来自苏共的意志，如中共六大苏共为了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强行把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结果向忠发被捕之后很快叛变。后来，共产国际又支持在中国没有实践斗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