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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市场交易中诚信问题的制度分析 　　中国社会市场交易中广泛存在的逃废债、制假售假、欺诈等与诚信相背离的行为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它反映出失信（欺诈）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已经损害到社会大众共同的利益。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少数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如说是关于诚信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些分析。 　　一、诚信作为制度的 经济 学 含义我们把诚信为规范一般交易行为规则来进行考察。 　　交易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交易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交易能带来总收益的增加，使交易双方从中得益。但如果交易的一方预期对方不会兑现承诺，即使交易能带来总收益的增加，交易也不会发生。单次交易可以概括为一次性囚犯困境：双方能够从相互诚实的交易中获益，但如果任何一方欺骗对方，则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如果都预期对方会选择不诚实，交易将不会发生，其净收益也将为零。 　　所以双方建立互信是诚实交易发生的前提，否则双方选择不交易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以上可见，诚信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博弈过程中利益驱动下的选择结果。诚信就是交易中一方的行为合乎对方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一个博奕均衡点，是交易中利益分割的边界），就是按游戏规则办事，遵从惯例，兑现承诺。遵从惯例就是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约定，自动地按照社会已经认同的共同规则来实施交易行为，即便违背它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收益也不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兑现承谨不仅仅是履行诺言，还包括不滥用契约自由的权利，按照社会公认的标准缔结和履行契约。 　　人们所以需要诚信，是因为：1、扩展交易空间的需要。如果没有互信，能带巨大社会剩余的交易也难以发生；而诚信能够促使交易机会扩展到超出封闭社会之外的地方，实现哈耶克所说的“扩展人类合作秩序”。2、降低交易 成本 的需要。交易中许多细节几乎是难以穷习的，且会涉及到交易双方的利益分割，如果每个细节都要谈判、都要监督实施，将会花费巨额成本；而诚信使交易建立在互信、合作的基础上，忽略许多细节的谈判和监督实施，可以大节约交易成本。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必要选择。交易中一方拥有的信息可能是对方难以知晓的，要搜寻和验证这些信息要花费巨大成本且不一定有效。而如果假定对方是诚信的，其行为符合公认的社会标准，就可能不理会信息不对称问题。4、不完全契约的制约。契约很难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出周密的安排，某些漏洞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契约中的某些安排及其执行情况是第三方无法验证的。这样契约的某些安排和实施只能依靠双方的默契、合作，不可能依靠条三方来执行。 　　诚信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交的，获得合理的社会剩余收益；如果选择失信（欺诈），有可能失去交易机会，也有可能通过让对方损失而获得额外的收益。那么靠什么机制约束人们选择诚信呢？总起来看，诚信的约束机制不外乎3大类，自律、互律和他律：1、自律，就是自我约束，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 道德 选择，因欺骗行为引起自身消极的道德情感；二是利益选择，以预期自己欺骗行为会导致不利的后果而损害自身的利益。2、互律，即来自交易对方的约束，主要有交将近对方欺骗行为的报复，终止关系不再与之发生交易。3、他律，即来自第三方的约束，主要有：社区对欺骗行为的驱逐；将不诚实的交易者从“俱乐部”中开除出去；公开、 传播 欺骗者不诚实的信息，使其失去交易机会；司法、政府等通过强制手段对欺骗行为进行惩罚，剥夺其获得的额外收益。诚信所以能够维持，就在于因为约束机制的存在，失信（欺骗）获得的收益最终会小于将要付出的成本。从总体上来说，诚信是一种内在制度，是人们长期博弈演进的结果。 　　二、中国当前市场交易中诚信制度的供求分析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基于地缘和血缘，由熟人组成的乡土社会，他们之间的交易通常是熟人之间的人格化的交易，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邻里乡民之间的互济互助等等；而很少发生陌生人之间的市场匿名交易。乡土社会的人格化交易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熟悉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1985,6页）。信任是从熟悉中得到的，而熟悉是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居住关系、职业关系和日常互助关系的结果或函数。交易什么、交易多少、怎样交易是视不同的信任程度决定的，而不同的信任程度主要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由“差序格局”所决定的熟悉程度。陌生人之间如果需要交易，常常需要熟人从中穿针引线。集市上的商贩往往根据顾客的身份差别对待：对至亲好友，可以分文不取；对左邻右舍，予多取少；对乡里乡亲，买卖公平；对外乡路人，很可能缺乏斤少两。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关于诚信的制度供给是一整套熟人之间人格化的交易规则，是一种建立在个别主义（或特殊主义）信任基础之上的合作秩序。 　　与乡土社会相应的，中国长期以来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