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docVIP

　　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摘要]张资平是 现代 著名的作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直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舆论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高等法院未有判决他的“汉奸罪”，而张资平致胡适的信详细地申诉了关于“汉奸文人”的 问题 ，于此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张资平其人。 　　[关键词]张资平“汉奸文人” 　　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812页）从此，“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戴在他的头上，似乎被 历史 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其实在情形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回到当年的历史中去。当年的周作人曾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而张资平虽被司法机关逮捕，却未被法院判决为“汉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东厢堡三坑留余堂。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 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到蕉岭县羊子山矿山，1924年参与创办梅县学艺中学，年底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 时代 与爱的岐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偏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已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已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 交通 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其时，《东方杂志》曾就中日问题征求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张资平也曾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刊登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上。文中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三段政策：“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他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他曾在《新 科学 》一卷三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