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docVIP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摘要]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聪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关键词]白俗论　接受史　崇雅去俗　两宋　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37－09 　　 　　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对白居易的认识和评价在宋代已趋定型。而在宋人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接受中，“白俗”论的提出及其在两宋的流变影响至大，不容忽视。因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此一问题再予索解，并对“白俗”论产生的思想文化原因略抒己见。 　　 　　一、“白俗”论辨析 　　 　　在《祭柳子玉文》中，苏轼说了这样几句为人熟知的话：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了然一吟，众作卑陋。 　　分析这段评语，并综合前人意见，大致可以得出三点认识。其一，苏轼此语非专门针对元、白诸人，而是有感于此前流行的卑俗诗风发表的评论。因为宋初诗坛盛行白体、昆体、晚唐体，除以李商隐为效法对象的西昆体外，白体、晚唐体各以白居易、贾岛等人为效法对象，其诗风或趋于浅俗，或偏于寒瘦，故苏轼借其效仿对象之名对此种诗风予以批评。 　　其二，这段评语旨在抬高该文的评价对象柳子玉而非贬低元、白，但其中却包含着苏轼对元白诸人诗的基本认识。考察这几句话的原始语境，苏轼似乎并不是亥4意针对元、白、孟、贾诗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其主要目的，当是借此评说以突出与自己有姻戚关系的柳子玉诗文的优异。但从另一方面看，唐朝那么多诗人，苏轼单单挑出元、白、孟、贾四位来作比较，并明确用“轻”、“俗”、“寒”、“瘦”四字予以概括，又不能不说反映了他对元、白、孟、贾作品特点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正如日本学者花房英树《白俗论考》所言：“苏轼虽然是在特殊场合下说的这个话，但未必完全局限于这一场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平素的认识在内。” 　　其三，就其所下四字评语而言，“轻俗”较之“寒瘦”更具否定性意味。前人曾就“寒”、“瘦”与“轻”、“俗”的差异作过比较，如方回《跋方君至庚辰诗》即认为：“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诠释方回之语说：“‘轻、俗’只有否定的意思，但‘寒、瘦’是也可以容许的一种诗风。”这样看来，较之“郊寒岛瘦”的评语，“元轻白俗”更能反映苏轼对元白二人诗作的否定性态度。 　　以上三种解释，可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这段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元、白诸人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轻”、“俗”二字也成了元、白诗作特点的一种明确标志。换言之，在此后大多数批评者眼中，苏轼这段话表明的就是他对元、白等人诗作的一种否定性意见。 　　那么，苏轼何以会对元、白有这样一种态度? 　　考察元白接受史流程可知，苏轼这种态度是渊源有自的，正是众多先行接受者对元白诗风的恒定认识，为苏轼“元轻白俗”的评价奠定了基础。早在中唐时期，李肇在《国史补》卷下就明确指出：时人“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嗣后，《唐语林》卷二述李珏论“元和体”之言，亦有“轻薄之徒，搞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的批评；杜牧更于《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勘之口说道：“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者，纤艳不逞……有淫言蝶语”；到了唐末，王定保则在《唐摭言》卷二指出：“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入宋，白体盛行，欧阳修《六一诗话》即记有仁宗朝数达官“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以致所作诗被人传为笑谈；章敦则直斥“乐天识趣最浅狭”。总合这里所说“浅切”、“轻薄”、“淫靡”、“纤艳”、“淫言媒语”、“轻浅”、“浮艳”、“容易”、“浅狭”等词语，大都与“轻”、“俗”相关。“轻”者，轻佻浮艳之谓也，“俗”者，浅切鄙俚之谓也；前者有失庄重，后者有欠雅正，均非诗歌创作应取的方向。苏轼的“元轻白俗”，便自然成为在继承前人评说基础上对元白二人此种创作倾向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 　　苏轼对元、白诗歌特点的这种概括和总结，如果排除其内含的或被读者读出的轻蔑态度，应该说是准确的。北宋末期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