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域盗窃案件的成因与对策.docVIP

　　农村地域盗窃案件的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农村地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有所增长，其中盗窃案件尤为突出。笔者通过对某市人民法院1997年至2002年受理的刑事案件调研发现，被告人在农村地域作案的案件，年递增率为3.3％，其中盗窃案件年递增率为11.6％。如何预防、遏制这类犯罪，已成为该地区农村综合治理的重要课题。为此，笔者拟通过统计分析，结合审判实践略陈浅见。 　　一、农村地域盗窃案件的特点 　　1、流窜作案区域广。该院辖区地处里下河腹部，河港湖荡纵横交错。由于湖荡河港阻隔，农村地域陆路交通不便，而使用水上交通工具船只通往村舍田畴却方便快捷。因此，在该市农村地域盗窃作案的被告人往往以挂浆机船作为交通载体，既便于流动作案，又利于运载赃物。这些案犯，有时一个晚上能窜至几个村舍，盗窃十几个农户，案发前，劣迹遍布十多个乡镇，几十个村庄。如：被告人沈兴荣、沈小健、顾维明、顾维祥、姚艮国盗窃一案，五被告人在两个月时间内，先后结伙流窜于该市及东台市、江都市的8个乡镇，40多个村庄，采用宰羊、牵羊、抓鸡等手段作案14起，窃得山羊160余头及鸡鸭等家禽家畜，涉案受害的农户近200户。 　　2、案犯文化程度低，作案手段差。该院受理的在农村地域盗窃案件的被告人，文化层次普遍低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4％；而文盲、半文盲（含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4％。这些案犯，由于文化程度低，决定了其作案手段的局限性。他们通常在室外偷窃或采取撬门扭锁、翻墙入室等手段实施盗窃。例如该院审理的被告人王元祥、林中明、杨银富、万树柏、张加美盗窃一案，五名被告人中，只有一名具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其他四名均是文盲。他们先后单独或共同以船为交通、运输工具，流窜于该市13个乡镇40多个村庄采用扭锁、翻墙入室等手段，盗窃作案达56起。 　　3、作案次数多、所盗物品杂、查证认证难。该院受理的被告人在农村地域盗窃的案件，被告人偶尔偷窃的少，常习性盗窃作案者多。盗窃犯在城区作案，盗窃目标主要是现金、手饰及摩托车、家用电器、高档服装等贵重物品；而在农村，自行车、摩托车及船只被窃后，往往被案犯作为继续作案的交通运输工具。他们利用这些交通、运输工具，“扫荡”性作案，螃蟹、甲鱼等水产品，稻、米、黄豆等粮食，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家畜，锅碗刀勺、煤气灶等日用品，咸鱼、咸肉、香肠等食品都成为盗窃的目标。这类案件案发前，被害人（失主）往往不报案，加之案犯流窜作案次数多、地域广，所盗窃的赃物品种杂，案发后很难寻找被害人及证人，对所盗窃的数量，份量，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往往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或被告人的供述与被害人、证人的证言不一致，从而使法院认证十分困难。 　　4、有前科劣迹的人员所占比例大。该院受理的这类案件，被告人中有前科劣迹的占22.6％。这些盗窃犯，有的是“二进宫”，还有的是“三进宫”、“四进宫”。特别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基本上每个案件都有个别被告人具有前科劣迹，其他同伙，有的是其“狱友”，有的是其父母、弟兄、妻子、儿女，还有的是其亲戚、邻居及好吃懒做、臭味相投的“二流子”。他们纠合到一起作案，有前科劣迹的案犯通常起组织、领导作用或主要作用。 　　二、农村地域引发盗窃案件的成因 　　引发农村地域盗窃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被告人自身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大环境客观方面的影响。 　　1、案犯法律道德意识差。盗窃犯罪的被告人大多数是文盲加法盲。他们平时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是非不明，荣耻不分。相当一部分案犯，日常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将盗窃所得挥霍一空。更有甚者，将盗窃所得用于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 　　2、案犯劳动致富观念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先富裕了起来，其他农户理当以他们为榜样，积极劳动致富。而盗窃案件的被告人，他们患了“红眼病”，也想早日摆脱贫困、早日致富，但他们主观恶习深，好逸恶劳，既不去钻研学习发家致富的技术；又不肯埋头苦干、辛勤劳作。为了“快速致富”，追求享乐，于是，他们走上了盗窃犯罪的道路，甚至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盗窃专业户”。 　　3、政法机关查处力度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盗窃罪的起点刑从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降低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同时又提高了数额标准，且除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以外，都不适用死刑。从而加大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加之农村派出所警力不足，治安力量薄弱，有些被盗窃案件的失主报案，派出所不能及时立案查处，致使这类案件增多，案犯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作案频率越来越快，作案次数越来越多。例如该院受理的被告人丁荣明、赵丰红盗窃一案，两被告人实际作案近百起。案发前，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