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汉代器物设计.doc

儒家思想与汉代器物设计 　　摘要：本文试通过对汉代儒家精神世界的分析，从等级观念、以玉效德、孝悌观念、“慎终追远”、忠义思想等若干方面，阐述汉代儒家思想对器物设计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提出儒家设计思想的本质是通过把儒家思想观念物化为一系列便于人们接受的符号系统，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 　　关键词:儒家思想；汉代；器物设计 　　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 　　 　　汉代儒学中兴后，整个社会生活趋向泛儒化，人们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思想成为官吏选拔、教育、礼仪制度的指导原则。儒家等级观念、价值观、伦理观念构成了汉代艺术设计的精神坐标，对汉代艺术设计风格、文化内涵等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一、汉代儒家的精神理想 　　 　　儒学的核心思想即孔子的“仁”，以及由此衍生出以“仁”为核心的“爱人”之学，包括恭、宽、信、敏、忠、孝、悌等内容。孔子在春秋末年建立“仁学”的目的，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试图恢复西周以来的宗法秩序和道德观念。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互补的，“仁”是内容，“礼”是形式，只有具备了“仁”，才能够自觉地遵循“礼”的法则行事，反之，按照“礼”之法则去行事的人，也会培养起“仁”之欲望。并最终达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9］的理想境界。从孔子的思想中不难看出，隐含在儒家精神世界中的设计思想是力图通过对“仁”这一基本命题的揭示，以钟、鼎、玉、帛等“礼”器反映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尊卑有序的和谐社会。其核心是通过把思想观念物化为人们更容易接受的符号系统，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 　　汉代儒家走向历史前台成为意识形态霸权，其真正原因是抓住武帝建立大一统集权盛世，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树立个人权威的契机，适时提出了经过改造的杂糅道、法、阴阳五行思想的新儒家思想。 　　汉代儒学家继承了先秦儒家仁学思想，并把它引入到道德体系中，以改造和扩充原有的“仁学”理论。这种改造包括建立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体系。构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用来说明“君权天授”、“大一统”的合理性以及儒家忠义孝悌等伦理纲常必要性，同时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儒学中兴后，经过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渗透到社会各方面，艺术设计领域也表现出受这一思想影响的浓厚痕迹。 　　汉代儒家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扬“大一统”思想，把它提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的高度。二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君权天授理论，把“天命”和“君权”结合在一起，提出“人受命于天”，为武帝专权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树立儒家权威，主张独尊孔子之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广设五经博士、举孝廉、兴太学。四是宣扬儒家伦理纲常，强调等级秩序。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相从属的严格单项义务关系。五是强调礼治教化是维持统治之本。提出治理“人民嚣顽”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治教化，使社会各群体在封建等级秩序中各安其位，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带动思想文化领域的相应变化，艺术设计领域也不例外，时代的发展呼唤新设计思想的出现。汉初艺术设计经过近八十年的调整和发展，基本完成了对先秦艺术设计的文化整合，以反映儒家仁义礼智为宗旨的艺术设计思想就像一个蓄势待发的精灵，只待合适机会破壳而出了。 　　在独尊儒术的社会格局下，汉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礼仪、艺术等无不以儒学思想为依据。据《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研习儒家思想成为时代风尚。为配合儒学教义思想的宣传，汉代铜镜、瓦当、丝织中出现了反映大一统、经学、忠孝思想的作品。汉代匠师喜欢把儒家用语装饰在瓦当、铜镜、丝织品图案中，如文字瓦当中的“惟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词句，就出自儒家经典《诗经?周颂》的“惟天降命”一句。在汉代的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石中有很多反映官吏巡行、升迁、举孝廉等儒家思想的图像。东汉《曹全碑》记录了曹全“举孝廉”的事迹：“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戍部司马。”这段文字表明“举孝廉”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人们以各种方式把它记载下来流传后世。那时的器物设计也有大量例证。据陈直先生介绍，今存许氏镜铭文“郡举孝廉州博士”［7］即为例证。 　　 　　图1（东汉）鲁诗镜 　　 　　汉代把儒家经典“六艺”直接刻在器物上，如把《诗》刻在铜镜上作铭文，据罗福颐先生介绍曾发现一面东汉鲁诗镜（图1），铭文为《诗经?卫风?硕人》，现录入一段“石人姬姬……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候之夷，登公惟私”，虽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