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新课讲知课件3要点.ppt

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事例论证、对比论证。 《著书之难》是《日知录》卷十九的第三篇，以考察子书演变的轨迹为缘起，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 毒千古，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 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 内容小结 难 自成一家 古人 今人 所未及 不可无 力而能传 速而不传 对比 创新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在《符读书城南》中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 “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文人之多》表明了作者的什么观点？作者认为，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什么？（用原文作答） 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就应该识经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要经世致用。 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识经术，通古今”。 论述的问题是什么？ 文人之多。 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引用论证 阅读第三则，讨论思考 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