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及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docVIP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积累了许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丹麦著名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所指出的：“与西方的情况一样，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迅速变革，反过来，它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新的需求，这就为昔日建立的服务于不同风险结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因此可以说这个挑战是对社会福利这个“建筑艺术”的重塑（redesign）。”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制度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似或接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它们的某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我们的“吸收”和“借鉴”也许更有直接现实性。为此，我们选取亚洲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代表——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代表——新加坡、香港、台湾，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印度，深入研究、比较分析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共性和特点，探求其内在的规律性以及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借鉴与启迪意义，即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亚洲地区范围内，寻找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中国的适用范围。　　一、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特征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都是建立在本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文化背景基础之上并受一定的理论指导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无疑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本土”因素有着许多内在的逻辑联系，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别于欧美传统社会保障模式的一些重要特点。　　1．社会保障模式呈多元化特征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加坡、日本、印度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乃至治国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差异性的存在，导致在社会保障的政策理念、制度设计、实施方式及运行管理方面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制度模式，可谓特色纷呈。　　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早在1955年，新加坡实施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它是政府立法强制个人储蓄，采取完全积累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自助性的社会保障模式，因不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央公积金制度成功解决了新加坡国民养老、住房、医疗等社会难题，成为一项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在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迥异于福利国家模式和传统社会保险模式的另一种社会保障模式。　　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其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祉、公共扶助和医疗公共卫生等四个部分，涉及诸如年金保险、医疗健康保险、护理保险、雇佣失业保险、劳动者灾害保险、儿童福祉、障碍者福祉、母子福祉、老人福祉等40多项制度。这些制度涉及日本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覆盖了所有国民，日本也因此成为亚洲国家中保障制度比较完备、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　　印度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在长期探索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从自身国情出发，重视对农民等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关注对妇女、儿童及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实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制度，逐年加大对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体医疗保障的力度。　　香港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比较特殊。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带有浓厚的社会慈善性质，港英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直到60年代后期才逐步介入。同时由于港英政府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对社会保障始终强调低供给的原则，强调保障的贫困救助性质，因此社会救助制度在香港长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在香港发展非常有限。　　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的是，走的是一条反福利国家的道路。最初只侧重于“军、公、教”等特定阶层，而忽略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残疾人、老人、儿童以及失业人员。因此，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台湾并存，福利资源分配不平等与阶层化倾向比较明显。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进入政治转型期，开始由原来的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由于政治向民主化的转型和民间力量施加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