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周泉根《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A].《中国文化研.doc

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 ——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 周 泉 根 (海南师大 中文系，海口571158) 【文献标识】： 周泉根《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A].《中国文化研究》[J].2004秋之卷. 【作者简介】： 周泉根，男，汉，1977.1,江西人；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E-mail: quangenxingzhou@163.com; pusu95@ 【文献摘要】： 春秋赋《诗》的形式历来有歌《诗》以赋、诵《诗》以赋和歌《诗》即诵《诗》等多种看法。透过多种赋《诗》定义，我们发现后人歧出的赋《诗》解释并不互相抵牾，而是昭示了典礼上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的日常化过程，以及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过程：即，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藉“乡乐唯欲”之契机，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文献关键词】： 赋《诗》、诵《诗》、歌《诗》 礼乐文明 实用化 《诗》的结集源于仪式用诗的广泛而长期，而仪式用《诗》的广泛而长期也使《诗》得以最大面地普及和最深入地传播。两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典礼上固定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最主要表现是在折冲樽俎中的赋《诗》言志。这个延伸过程可以与赋《诗》之赋的含义歧出的现象中互为说明。本文试着通过透视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探讨赋《诗》内涵的历史变化逻辑及其运动过程，并由此揭示“诗”的实用化轨迹。 赋，最初为周太师所教胄子之“六诗”之一。郑玄注之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孔颖达疏曰：“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更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周礼正义·春官·大师》）今人王小盾认为“六诗”之赋乃是用雅言传述诗的方式，即“雅言诵”，与风为“方言诵”相对。到《诗大序》，赋成为《诗》“六义”之一，成为一种叙事铺陈的诗歌创作手法，与比兴一道成为“诗文之异辞”（《毛诗正义》孔疏），后世几无异议。赋在两汉发展成为一种劝百讽一驰华骋辨的文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之一别体，这又是另一桩事。且说郑玄、孔颖达释“六诗”中的“赋”乃是从诗的义理的角度解释，把它于后来诗乐分家后后起“六义”之赋的概念混为一谈。倒是王小盾能从礼乐俗制中诗乐合一的现实出发解释赋是一种诵。程千帆于此曾综合道：“（赋）其得名，实涵二义：一者讽诵，二者敷陈。”但据我们研究认为，赋的含义由讽诵而敷陈，其间有一个由歌而诵而骋辞而敷陈的历史运动过程。春秋赋《诗》和战国骋辨之赋，介乎作“讽诵”解的“六诗”之赋和作“敷陈”解的“六义”之赋之间，正是赋《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而止于称《诗》的历史过程，也是赋辞赋家从纵横家的游谈骋辨中习染驰华骋辞的历史过程。关于后一个历史过程可参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诗教上》和程千帆的《俭腹抄·赋之渊源》，此处专论春秋赋《诗》中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的历史运动。 因为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是一个过程，以前大家没能从历史运动的辩证发展角度看待赋《诗》，以致解释赋《诗》的形式到底是“诵”还是“歌”时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意见恰能见出赋《诗》的历史发展过程。让我们看看意见的种类。第一种意见是以赋为诵，与歌无关。这个意见首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引用：“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韦昭注曰：“不歌曰诵。”（《国语·鲁语》）孔颖达解释班固所提的赋为：“诵古诗也。”（《左传·隐公三年》）范文澜注《文心雕龙·诠赋》依附之：“春秋列国外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陈元锋也认为：“赋《诗》的主要形式是‘徒歌’与‘乐语’中的‘讽、诵’相类……盖歌必依乐谱，诵则为徒歌，长声吟咏而不合乐，所谓‘以声节之’，仅指其声调之抑扬顿挫而言，非指乐谱。” 第二种意见认为歌诵互文，赋既是歌又是诵，赋《诗》即歌《诗》即诵《诗》。这种意见以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中认为“赋《诗》”是由乐工歌唱入乐之诗，且“歌”即是“诵”。他依据之一，《诗经》中“歌”“诵”可互文。如，“家父作诵”（《小雅·节南山》）、“吉甫作诵”（《大雅·菘高》、《大雅·蒸民》）“君子作歌”（《小雅·四月》）、“作此好歌”（《小雅·何人斯》）、“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等诵歌无别。依据之二是《左传》对襄公年间关于诵《诗》以赋的记录。一则是《左传·襄公十四年》：“公使歌之，遂诵之。”一则是《襄公二十八年》：“使工为之诵。”还有一则是《襄公二十九年》：“使工为之歌。” 第三种意见是以赋《诗》为歌《诗》，以杨伯峻、水渭松为代表。杨伯峻、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