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docVIP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一、.L.引言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及流派进行了划分。其中国外的学者如奈达[1]，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学派。国内学者如吕俊、刘宓庆、刘文革等对西方翻译流派的划分也做过有益尝试。其中，吕俊教授将西方翻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较具代表性。综上各家的划分，为研究便利，本文将当代西方翻译流派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解构学派。 　　所谓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传统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最具特征的内容。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简单转换，它涉及各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2]因此，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由于翻译伦理与翻译行为的相伴相生关系，为翻译实践行为提供指导和解释的翻译理论自然难以回避伦理问题。如果对当代西方各流派的翻译理论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伦理思想始终是各派理论的核心内容，而这些伦理观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 　　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1、语言学派再现的伦理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首先归因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受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影响，翻译界逐步建立起翻译的语言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原语转换成译语的过程中的变化规律。翻译的对等正是语言学派最先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 　　1953年，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受到斯米诺夫的等同翻译概念的影响，提出了翻译对等的理论。他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关系是指原文的整体话语与译文的整体话语的对等。[3]在美国，翻译对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和奈达(Eugene A. Nida)。前者提出了有差异的对等观；后者综合了信息论、交际论、符号论和接受美学，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强调两种语言的接受者感受上的效果对等。[4]在英国，卡特福德(J.C. Catford)则提出了篇章对等的概念。 　　以上对等论的核心伦理观就是，译文应该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的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要极力地追寻作者原意，不能随意对原文进行增添、削减和篡改。作为原文作者的代言人，译者不仅应该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并反映原文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和原文之间最大程度的对等。[5] 　　由此可见，再现和对等是这一学派的主流价值判断，因而再现伦理就成了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译文的好坏、译者称职与否都以对等这一伦理进行评判。那么这一学派所遵循的再现伦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由于该学派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支撑，因而基于此的翻译研究自然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翻译的语言学学派所奉行的再现伦理也同样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哲学。这种理性观关注事物的确定性、稳定性、普遍性。吕俊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理性的，如排斥主体，视语言为与言说者无涉的封闭结构，只对外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使之成为自足的体系。在这种理性观的指导下，翻译活动成了 简单化与程序化的技术操作 译者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6] 因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将一成不变的意义再现给译文读者，其主体性必须予以扼杀，否则就有悖再现伦理。 　　2、功能学派服务伦理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家们.L.不再局限于静止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开始从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这种研究方法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只要是行动，就具有目的性。因此，行动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一篇译文的优劣，主要看它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的。[7]目的论认为：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应该从委托人那里得到一份说明翻译目的的翻译要旨(Translation Brief)。这个翻译要旨也可以由译者和客户共同讨论得出。有了这个要旨，译者与客户便订立了契约，必须按要求提供服务，满足译文的预期目的。译者与客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