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足球裁判身份的法理分析.docVIP

　　我国足球裁判身份的法理分析 我国足球裁判身份的法理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对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依据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03年1月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判决认定龚建平利用担任裁判员之便，接受请托，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巨大，受贿罪成立；随后对龚案的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轰轰烈烈的黑哨案至此告一段落。但是，由此案而暴露出来的关于体育行业中的法制问题，时至今日人们对此仍是众说纷纭。通过对中国足坛黑哨.L.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以希为加强体育裁判职业道德建设，督促对裁判员公平执法的力度，完善体育竞赛体制、立法以及规范司法程序等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主要采用管理关系，但由于他们受中国足协的邀请或者指定而担任某几场足球比赛的执法活动，与中国足协之间就不是一种行业管理关系了。裁判员在足球比赛活动中公正执法，是其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所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其所接受的酬金，则是其应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中国足协向其发放的工资。 　　（3）足球裁判员以企业人员受贿罪的认定。 　　在案件的认定过程中，若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认定，则是表示足球裁判员是属于足球俱乐部中的一分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足球裁判员却并不属.L.于任何一家俱乐部，其是由中国足协从社会上具有裁判资格的人员中选拔产生的。这些人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性质，其在足球比赛中从事裁判活动，实是履行其与中国足协所签订的合同义务的体现。由于中国足协不是公司、企业，加之足球裁判员也不是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所以，足球裁判员在足球比赛中并不具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身份，故对黑哨行为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显然与刑法第163条规定的该罪主体要件不符。 　　（三）关于足球裁判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解释有类推解释之嫌。 　　在我国法律规定中，是以主体定罪而不是你所犯罪的性质，这就造成了龚建平如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纵然从事公务也不能定受贿的现象。所以，我们只能用司法解释。当然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将渎职罪的主体扩大，意在确定凡是手中握有国家权利者均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主体，并不仅仅是针对拥有某种身份的人。只有这样的规定才是一种良法，才是真正地贴近现实生活；从根本上也就是说他们手中的权利要不要监督、如何监督的问题，我们惩治受贿犯罪着眼点应该是权利的使用情况，而不仅仅是人，固然国家权力的主要拥有者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但是我们凡是都有特殊性的一面，仍然有很多权利不是掌握在公务员手中；我们该如何归置呢？显然我国刑法权利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于狭隘。所以说国外的一些做法还是值的借鉴的，就是受贿罪可以被认定在任何人身上，核心是从事公共事务。所以我国刑法要向这个方向改革。 　　四、结束语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是以通知形式对龚的职业足球足球裁判身份作出的司法解释，这在法律解释的程序上存在问题。我国《刑法》中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职业足球裁判收受贿赂吹黑哨，不仅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他人所有财产和民主权利及其他权利，而且其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并构成犯罪，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刑法》、《体育法》、至今没有明文规定裁判员收受贿赂是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因此如果要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则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或法定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从法律解释的权限来看，依据《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的范畴是属于检察院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职业足球裁判收受贿赂是否属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应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现行法律、法令本身加以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范围。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作出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越权越位解释，是无效解释，同时违反了我国法律解释的程序。 　　我国《刑法》在立法上存在空白和漏洞，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对竞技体育中足球裁判身份的确认，最终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完善刑事立法来解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对职业足球裁判足球裁判身份的认定，进行个案处理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