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方法”.docVIP

女性主义与“方法” 　　薛毅：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刁钻的（笑）。是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看法。女性主义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可到了九十年代却变成了一种充斥市场的东西，一种时尚，一种时髦。女性主义在九十年代和那种新的景观贴得非常紧。九十年代很喜欢吸取八十年代的知识，包括女性主义…… 　　孟悦：而且还应用了，女性主义啊，鲁迅啊，还有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 　　薛毅：这些东西都作为这样一个资源被应用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站在当初女性主义立场上的批判。比如你在著作中所阐明的，男女平等，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被置换成“男女都一样”，没有性别上的差异。再比如，新中国妇女的解放，演变成“劳动力的解放”。这种批判都很有力量。这些知识也都进入了九十年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但这些知识如今却转变成将新的景观的进行合理化的依据了。我们从性别差异被抹煞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一个重新强调性别差异的九十年代。现在正好相反，强调的是差异，强调我是女的，我有与男性不同的特点，可最终当依附于这样一个景观中时，就变成了男人都爱看的特点（笑）。我们从把人当成劳动力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把人当成消费者的九十年代。有意思的是，对一种压抑的反抗，现在变成了另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女性走向八十年代人们想象中的新天地，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女性重新整合在男性的控制和眼光下，成为被“看”的对象。但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对这个现实沾沾自喜，还运用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的知识来为九十年代新的位置作辩护。我考虑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是因为基于什么，才使得它很容易被利用构成支撑这个新景观的知识？女性主义本来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理论，但它却演变成了一个能与新的意识形态完完全全契合在一起的东西。女性主义应该是人道主义往前走的一个结果，是从“人”之中发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的差异和权力关系。而现在的女性主义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了。这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可以看出，所谓女性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力，相反它变成很有趣的、可以让“男人”们“窥视”的东西。女性主义路途中居然可以出现《上海宝贝》。 　　孟悦：我觉得这其中的好几个问题不能说是与女性主义有关。有的东西很难称它们为女性主义，比如说《上海宝贝》，怎么可能叫作女性主义呢？这可和商业化类比，当我们谈到文化身份时，文化身份可以变成一个卖点，还有“少数民族”也可以是这样一个卖点，当然女性主义也可以是这样。这和文化机制的商业化有关系，任何标新立异的、有可看性的东西，都可能被纳入商业化，因为它有流行效应。而对真正的女性主义来说，要找出什么东西被边缘化了，被压抑了，权力被剥夺了，到底被剥夺的是什么？女性主体有没有反抗、以何种方式反抗，这在一个性别异常商业化商品化的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看清的。说真的，这些我一直没有想清楚，甚至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薛毅：那我倒更想追究一下这个问题（笑）。你可以说《上海宝贝》与女性主义没有关系，是商业化的结果。但是，人们也可以用八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知识为《上海宝贝》辩护。 　　孟悦：这倒也是一个想清楚这个问题的机会。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首先，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上海宝贝》是一种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对于女性的一种界定，或是对女性界定的一种挪用。我和戴锦华在八十年代作的女性主义批评也许可以看作是为争取女性自我定义的权利的一种尝试，是从文化角度出发，重点探讨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女性解放的过度政治化的书写如何剥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和《上海宝贝》这种自我书写的一个最大不同首先是历史时代的不同：八十年代的社会还是在变革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世纪末的中国都市已经是全球化和后现代商业的新舞台了。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承认一个前提，即在中国，女性经济上的解放、政治上的权利问题是已经解决、而且先于西方社会就已经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前提很重要，否则我们还会处在鲁迅那个“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它使得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初步获得平等地位之后，继续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没能提出的心理和文化及表现方面的不平等、不民主的问题。而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性的现实处境保证了女性特殊性的要求不会沦为一种历史倒退，即倒退到将女性“作为玩物”和商品的“娜拉走后”的时代。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对女性的界定都有反性别压迫和帮助妇女获得身心解放、获得平等地位的意义。在这个后现代后社会主义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女性、女性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表现不被纳入商品逻辑。短短几年时间，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妇女经济上的平等权不是已经卖出去了吗？这使得女性主义的界定和任务突然面临后现代的、似是而非的情况。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我要谈的问题，女性主义的界定问题。这里我是把女性主义当作一种批评话语来看的。这里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任何一种关于女性的界定和描述，如果是对另外的女性有侵犯，都不能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