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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近两年来，“底层写作”甚嚣尘上，好不热闹。作家们倾心书写，刊物编辑则鼓而噪之，似乎“人文关怀”已笼罩神州，体恤之风吹遍大地。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生于底层，长于底层，现在有人来自觉地关怀了，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但是，当我带着朴素的感恩之心来读那些“底层关怀”的小说时，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它们带给我的，常常不是温暖、亲切、友善和企盼，而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 　　 　　放纵叙述的“底层”生活 　　 　　在那里，“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同时他们又决绝地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他们总是在不幸的怪圈里轮回着，很多人最后只能以惨死来了却尘世的悲苦。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家们似乎带着某种“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倘若不信，我们不妨先看看那些写“女底层”的作品。譬如刘庆邦的《家园何处》，写了一位叫何香停的农村女孩，先是在工头张继的引诱下失了身，继而被张继转给别人玩弄，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地走上了卖身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何香停的内心里只有微弱的后悔，以及不折不扣的认命，却并没有对堕落的抗争。而他的《金色小调》里，小兰和铁虎、小华和铁狼这两对夫妻之间的性交换，甚至比现在城市里的换妻游戏还自然，而且彼此竟毫无顾忌，倒是象征着传统观念的铁虎母亲灯嫂，捶胸顿足地吼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曹征路的《那儿》被视为底层写作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其中的下岗工人杜月梅也是一个暗娼。在《霓虹》里，曹征路更进一步地正面书写了一个叫倪红梅的暗娼。为了让倪红梅成为暗娼，作者不惜将各种极端的不幸全搬到她的身上――丈夫因公惨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病瘫在床，自己又下岗，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操起了皮肉生涯。但是，从倪红梅生前的大量日记中，我们看到她不仅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如常将自己与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比照)，而且人也长得不错。这让我们很难从逻辑上想象她必须走这一步，她的日记中也始终缺乏这种内心的煎熬，只有在婆婆骂她时她才有所自责。 　　最有意思的还是梁晓声的《贵人》。小说里的大学毕业生素，仅仅因为家庭贫困、自己又不愿意离开京城且一时找不到工作，于是便在好友芸的教唆下，将自己的身体以不菲的价钱卖了出去。虽然在卖身的过程中，她也深感屈辱和痛苦，但是，却始终没有道德上的真诚的自我拷问，只有一些声誉上的小心翼翼地维护。 　　看了这些书写“女底层”的小说，说实在的，我直犯心绞痛。或许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定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真实生活――即使有一万零一个理由否定它们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底层，人们也同样可以用小说理论来为它们辩护，因为小说就是展示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现实生活里，什么“可能性”没有？如果是这样，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作家们并非不能写暗娼，而是如何写出她们的内心生活。因为，无论从人物自身的情感角度、法律威慑的因素，还是从小说必须具备的说服力上来考虑，这种由道德滑落所引起的内心挣扎与煎熬，都应该是作家深究的关键之所在。它是真正地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写出生存之不幸所无法绕过的问题。苏联的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就曾说过：“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尝煎熬，这么说来，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剧成分。”我们的作家在写这些底层女性时，虽然一概赋予了她们善良、柔弱的天性，却没有深入到“良心”的本质上，展现她们因为自身处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煎熬，从而使她们的不幸始终停留在被同情的价值层面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再看书写“男底层”的作品。最典型的，也许要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小说。它们常常将农民安置在一种暴烈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各种惨烈的绝境中失去正常的人性，或者在孤立无援中丢失生存的权利。在《马嘶岭血案》里，九财叔和“我”仅仅因为二十块钱的缘由，竟连杀七人，最后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有关九财叔打架、被枪击中、连杀七人的场景，被作者叙述得惊心动魄，鲜血四溅，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更充满暴力化的惨烈意味。《太平狗》里那只叫“太平”的狗和他的主人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所遭受的全是冷漠、喝斥、凌辱和追打，太平一次次地死里逃生，而它的主人却没那么幸运，最后惨死在一家工厂里。这篇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对于民工来说，城市永远是欲望和利益的陷阱，是肢解一切情感(包括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