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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 篇一：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综述 龙源期刊网 .cn 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综述 作者：张旭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年第11期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为稳定本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新时期，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提出了不同观点和意见。该文旨在对今年来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从而为继续研究计划生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起源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计生政策的代名词。1991年中央发布“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三十年来，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全面实施，成效颇为显著。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不容忽视。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于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们各持己见。而是否应当放开二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被相关研究人士所争论的话题，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蒋红英（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开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陈友华（2009）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已经由人口数量过多转变为人口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过快，性别比严重失调，独生政策还导致了高风险的家庭。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都已经错过，现在放开政策虽然会带来短期的人口增长，但是可以采取技术性的手段来规避这个问题。顾宝昌（2010）指出，经过课题组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坚持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的深入调研发现，其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篇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