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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文学中的文学性 　　什么是“文学性”？简言之即文学的本性。“文学性”曾经被俄国形式主义确立为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但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性”只是一个形式美学概念，它只关涉具有某种特殊审美效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而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变异以及精神文化的建构解构无关。乔纳森?卡勒戏言，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做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显然卡勒是否定文学性，否定文学性的国外理论家还能举出很多，包括伊格尔顿、加缪、德里达。有趣的是研究“文学性”的理论却很多，针对这种情形，已故中国理论家余虹先生曾断言，这种贫乏且具有遮蔽性的文学性概念不仅短命，而且也限制和耽误了人们对文学性之丰富内涵的发掘和领悟。 　　我是肯定文学性的，而且还是某些肯定“文学性”存在的理论家的信徒。我不仅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虚构文学中，同样存在于非虚构文学中。 　　虚构关注人类存在的可能性，而非虚构着力于实证与理性精神培育，两者交相辉映，为人类世界的现时和未来指引着道路。 　　我们不妨从叶正亭的作品中做些分析和分享。 　　 　　一、诗学性 　　非虚构文学先天具有新闻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出于对新闻性和真实性的强调，创作者对语言、结构以及叙事方式采取了简约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非虚构文学的诗学要求。所谓诗学，新批评的代表布鲁克斯说：“为保持术语概念的稳定性，科学的倾向是必需的，这可以使它有明确的外延；诗性语言则恰恰相反，它具有破坏性。这些语词之间互相不断地修饰，进而违背了它们在字典中的意义”。对诗学的追求决不是虚构文学的专利，非虚构文学同样有这样的艺术要求。很多研究者在对虚构文学的文学性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态度，不能不提，提也只是一带而过。其中有两点明显不足之处，一是理论匮乏，可利用的理论资源不多；第二是对文本研究欠缺，过分强调文本的外部意义，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的过分依赖，试图以社会研究代替文本研究，严重背离作为文学的艺术审美要求。王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下报告文学文本上的症候，“在既有轨道――即七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由经典报告文学作家所创造的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上做或高级复制或低级拼凑的模拟运动，文体创造的惰性与惯性成为其显在的标志。” 　　叶正亭的《大山里走出的创业娃》纪录了一位四川青年谭勇创办“川福楼”的艰难历程。叶正亭的敏锐是无疑的，我甚至读出了叶是带着某种惊奇和精神上的共鸣去写这个特殊人物的，在这层意义上，叶对谭勇的观察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意义。这其中的个因相信每一个到过苏州的人都能知晓。 　　叶正亭的语言可谓是“精道”的，“黄老师摸着他的头说，‘你这个娃儿蛮聪明的，只要好好读书，会有出息的’。人最可贵的就是自信，自信才能自强。”谭勇从自信到自强，书是读好了，应了老师的话的正确，与此互文的是谭勇有着这样的良好品质做什么都能成功。读好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世俗意义上并不能否定它是一种出息，但若仅以此做为目标又显得这样的出息有其局限性。谭勇的出息在于不断寻找人生的挑战，并以积极的姿态确立这种对事业的自信。语言正是靠着内在张力拈连着前后意义同时在外部又打破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这样的诗学意义就比较深远了。 　　“在川福大酒店，最令人难忘的是楼中的那一棵棵大榕树，那穿过大堂一到三层楼的大榕树，那枝繁叶茂、一木成林的大榕树，那植根于黑土地、顶天立地的大榕树。大榕树啊，难道你仅仅是一颗树吗？”不言而喻，这里的大榕树用了隐喻的修辞，只有当树不仅只是一颗树时才有了文本中的一唱三叹。绝妙的是川福楼中真的有一颗大榕树，这样与主人真正是相映成趣，既有外在形似又有内在的神似，是对传统文化精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一次超越。 　　这样的语言方式在叶正亭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六扇古老的花窗，两扇来自无锡、四扇来自苏州，如今在‘古丰阁’团聚。假如花窗真有情，它们一定会举杯相庆；假如花窗真有泪，它们一定会抱成一团。”这同样是一种奇迹，奇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呢？在奇人的眼下会发生，这是一种旷古的呼唤。物有情，人更有情，物人，物我两厢成为绝配。读到这样的语言，既为主人公惊呼，同样也为作者惊呼！ 　　 　　二、历史的重构 　　史学曾宣称自己是非文学性的陈述，但经海登?怀特等人的反省批判它也显示文学性的，它和文学作品一样有特定的叙事模式、戏剧性倾向和修辞格。非虚构文学的史学特征在于它的纪录性。而它的文学性恰恰是在对历史的叙述上采取了个人化的小叙事。它的现代性特征仍旧是二元的，个人／群体，成功／失败，过去／现在等等。叶正亭的报告文学除了明晰的时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