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每一下心跳都值得怀念.docVIP

青春的每一下心跳都值得怀念 　　在生活如意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涉世未深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 　　在农展馆南里10号有一幢中国文联大楼。在那里面有我的一张办公桌。 　　许多人听说我是自行求职来到这里的，第二句话就问：“你是不是托了什么关系?”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同时看见那么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疲惫而富于梦想地行走着。他的神情令我感动，以至到了想在心里为他流点泪的程度。 　　还是武汉大学四年级学生，我却不得不提前半年考虑分配问题了。寒假，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没和任何北京人有过较密切的联系，惟一的就是几年前在《诗刊》发过稿件，这家刊物是各地诗人心目中的圣地。责任编辑的名字我还记得，但那些名字能成为我找工作的筹码么? 　　庆幸的是，这位《诗刊》编辑宽厚地接待了我，为我给他的报社朋友写了一封信。 　　这家报社坐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楼里，我按照信找到了那个小头头，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创作的人是不会安心于本职工作的”和一脸冷漠。当时，我真想痛骂他一句，但又有什么用呢?我克制了。 　　还有别的路可走。我拿着南京一位文学老师写的推荐信，按响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门铃。一位穿着黑坎肩衣服的老人打开门，邀我到客厅里坐下。几分钟之后，他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催我喝几口再说、温暖的水气蒸得我眼睛有点潮湿。 　　李先生打开台灯，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资料。“你在写作方面挺有才能，确实应该到北京来。”我刚要讲述求职的困难，他微笑了―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欢想干点事业的年轻人。”他立即为我给几个出版社的同志写了信。我怀揣着这些温暖的信，万分感激地告别了李先生。 　　剩下的几天里我东南西北地跑。通过各种线索，找了十几家单位，大到中央部委，小到只有十几个人的皮包出版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问一问。我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问路、进门登记、交谈情况以及兴奋或者失望地出门时的情景。怎么说呢，北京的许多胡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有时一天跑四、五个地方，转十几趟车，碰了数不清的冷脸，也因此而结识了些师长和朋友。更使我高兴的是，有三家单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听消息…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趴在茶几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觉得这一星期里过分的劳累统统是必要的。 　　也许我把许多事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月过去，已经有两家单位给我回了信，表示爱莫能助。 　　很烦恼的时候，我找了琼。我凝视着她时常浮现在我梦中的美丽面庞“我准备再去北京试一次，你愿意陪我去吗?”这句话在当时，已类似于爱情的表白了。 　　仅仅是两天之后，我们就并肩坐在开往北京的38次特快上，像两个逃学的孩子一样快活。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忆起这么一个晚上，并且深深地感叹“我们曾经多么年轻、浪漫、执著过啊!” 　　爱情在被触动时进发的火星是微弱且易于熄灭的。还是在上个月的晚上共同坐过的两张湖畔石凳上，琼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不要多见面了。”我无力地试图挽留某种东西“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分到一起?”琼平静地笑了一下“你跑了几趟北京都没找到单位，更别说我了。不要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在琼抉择的时刻，我看出她变得成熟了。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成熟啊。 　　琼果然很顺利地在武汉找到了好单位，还约了几个朋友庆祝。酒会上她容光焕发，几乎没有什么情绪能干扰她春风得意的神情。我坐在角落，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颗被自己的幻想所捉弄的心。 　　仅仅是第二天，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没要任何人送就启程了。 　　这一次进京，是我最为辛劳的一次。我仍住在师大那帮诗友处，早出晚归，他们说我上床一分钟后，再喊我就不见答应了。我白天跑单位，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个算盘，许多场合处理得很机智。在路上顿时松懈下来，体会到来自骨子里的一种累，感觉视线时常乱飘，迟钝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单位所在的地点、以及抵达和返回的路线，其他的一切都与我毫无瓜葛。我被机械的思维控制蓿，偶尔我家街头餐馆吃东西，仅仅是为了把奔波时耗费的精力补偿或延续下去。晚饭时我可以喝点儿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无端地对自身滋长了几分怜爱。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处，以便共同克服外界的压力。 　　我当然知道：此时在全国各地，为职业而奔波的大学生岂止我一个，是的，他们仍会做梦，却已懂得把梦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之间获得桥梁。他们为之付出的一切，都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 　　哪一本书里说过抛一百颗种籽到空中，至少有一颗会落地开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很慎重地开会讨论过了，考虑到我家不在北京，而该单位暂时没有集体宿舍，如果我有什么亲戚可以提供住房担保，这事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