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研究.docVIP

　　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研究 　摘要：通过反省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缺陷，林安梧提出进行儒学革命，将现代新儒学推进到后新儒学阶段。后新儒学所要完成的革命包括四个方面：由心学立场向气学立场的转换，融会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改变，对儒学的重新定位。通过四个方面的革命，使后新儒学比现代新儒学具有更大的存在合理性。 　　关键词：林安梧；儒学革命；后新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 三、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改变 　　 　　现代新儒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一个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批判、诘难是它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达到极致。牟宗三著有《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张君劢著有《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肆攻击。他们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看成完全对立的两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成传统文化断裂的罪魁祸首。事实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批判非常情绪化。 　　后新儒学所完成的革命之一就是改变了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对立和排斥的态度。林安梧不同意牟宗三、张君劢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承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⑤。他也不同意牟宗三、张君劢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有相似相通的地方，他说：“我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人文主义（humanism），都是以人作为核心性的思考。他们都强调人有他的平等性。”⑥ 林安梧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这种相似性，使二者具有相互交流、对话甚至进一步融合的可能。 　　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话，是林安梧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2000年，林安梧与郭齐勇、邓晓芒、欧阳康等人在武汉大学进行了第一次中、西、马的对话，这次对话的内容在台湾的《鹅湖》月刊登载，后来又由台湾的学生书局以《两岸哲学对话——廿一世纪中国哲学之未来》为书名结集出版。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一个当代新儒学会议，会议期间，以上四人又作了第二次对话，对话的稿件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公开发表。两次对话中，尽管四个人的立场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相信中、西、马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交流对话并进一步融合发展。 　　林安梧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改变了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排斥态度，而且还在于他努力寻求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方法。在《“儒家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能》（《鹅湖》第21卷第8期，1996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年第9期）、《两岸哲学对话》（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等文章和著作中，林安梧认为可以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以克服现代新儒学的缺陷。其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人及人性，把人看成物质性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总是抽象地论述人的本质，忽略人性的历史发生原因的考察，从而使人性与具体生活世界无关。通过吸收唯物史观，可以改变现代新儒学人性论的唯心特质，把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扭转为物质主义的立场。其二，他主张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弥补儒家道德实践论的缺失。林安梧认为，儒家实践论最大的缺失就在于：“道德实践被滑转为心性修养，心性修养再被滑转为境界的追求，终落到精神胜利法。”⑦ 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则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寻找实践的切入点。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和儒学的道德实践论结合起来，使道德实践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 　　 　　四、对儒学的重新定位 　　 　　通过气学立场的确立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吸收和借鉴，后新儒学所完成的最重要的革命就是对儒学的重新定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走向民主与科学之路，就必须彻底与传统决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对传统文化及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的继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相合起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学则力求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通过复兴儒学以实现现代化。在对儒学的认识问题上，三大思潮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认为儒学传统里有糟粕也有精华，即便是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也并不认为儒学一无是处，而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现代新儒学也不认为儒学中没有糟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