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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近年逐渐成为讨论热点。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亚格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宣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最后一代是二十年代出生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①结合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现状，我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 　　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论政立言，各大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议政局面。本文将结合2003年重大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形式、特点及作用作一论述，希望能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后的日子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一些启示。 　　 　　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几种形式 　　 　　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但由他们参与的舆论监督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力度和深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舆论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事前提出预警 　　在“两会”期间，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的“黄宗羲定律”②，使“两会”代表、媒体、学术界纷纷关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该定律大致意思是：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在这场讨论中，“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秦晖教授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如今秦晖教授针砭时弊总结出来的“定律”被总理“旧话”重提，表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可以预测，这种影响将会随着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而在针对农村的新政中凸显出来。 　　 　　二、事后对新闻事件进行非制度化的参与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公众舆论在每一桩公共政策和重大行政事务上对政府的认同、批评和互动。这一类事件很多，例如，2003年1月2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隐瞒矿难死亡人数的报道。事情发生在2002年12月上旬，栏目不断接到观众来电，反映12月2日上午，山西省临汾阳泉沟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有人不让新闻单位报道，也没有如实向社会公布死亡人数。记者赶往临汾进行调查证实后，进行曝光。报道引起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表示将对这起事故彻底查清，严肃处理，把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死者及其家属、对社会有一个严肃的交代。展江教授曾这样说过，“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媒体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公共信息的平台。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③而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新闻敏感是媒体实行环境监测功能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另外，在非典时期，连续几个月关于疫情传播的不实信息，令危机处理中的政府形象在国际舆论和中文网络世界中招致极大压力。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蒋彦永医生，从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与责任感出发，在《时代》周刊发表北京“非典”疫情的证言，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促使政府切实有效地采取了防范非典的各种措施。 　　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爆炸中的报道人员和非典事件中的蒋彦永医生用他们的行动对“知识分子”的含义进行了最好的诠释。现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种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的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当然，在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闻事件非制度参与的过程中，可能面临被打击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才更让人敬重，更深得老百姓的喜爱。 　　 　　三、针对事发原因进行制度化参与 　　所谓制度化参与，即从体制和制度方面发表意见，从而推动制度改革。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公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在“孙志刚事件”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说明。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收容，并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严惩。此外，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后，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