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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和创作浅谈 一、什么是诗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先正名。现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用现代汉语写的，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形式与意味的诗。这自然也就排除了今人写作的。有一去太白山。一个朋友说，诗人，做首诗嘛？抵挡不住人家引诱，想了想，就冒出四句话来：太白山有一处景点，叫太白泼墨处。那天去时正好天阴，所以就有那么一句，诗在云雾中。感觉挺好。给朋友看。朋友说，不错，有李白之风。回来的路上，又有一首:朋友看了，说不错，像王维的诗风。得到朋友的夸奖，有点得意。就壮着胆子，存着侥幸的心理让一位研究古诗词的老先生看。老先生笑笑，说，意思不错，但平仄不对。你写诗，就得讲这个。不讲，你诗的声韵和意味就差。今人写古诗往往如此。古今语音变化很大——比如，古音里的入声消失了——你要讲平仄就很难。不讲，效果就差。另外，古人在这个领域里创造了千余年，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几乎把能够挖掘的题材都挖掘净尽，能够表现的思想情感都表达完了，今人难能逃出古代诗人的影罩。“诗歌”这个词来源于我国古代。在古代，能配乐的韵文叫做“歌”，不能配乐的韵文称为“诗”。“诗”和“歌”从开始产生时，就象孪生兄弟一样亲密无间，所以人们总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作“诗歌”。诗与歌本来是不分彼此的，诗言志，歌咏言。诗与志，歌与诗是一体的。到了后来，就逐渐出现了和乐的乐府——词，不和乐的徒诗。不和乐的诗，主要是满足阅读，而不是配乐吟唱，和乐的词本来是依声填词，少量的依词谱曲，到宋朝时，存留了，平仄，韵与律等因素的格式。适宜阅读或吟诵，不一定适宜谱曲传唱了。作为徒诗，适宜阅读，也可能适宜朗读，它的所谓韵律，不过是为了形式的美与顺罢了。这里的诗不再是诗歌的混合体，虽然音乐的影响，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这样，我们就把话题转到胡适先生倡导的白话诗运动。胡适的功劳是很大的。不能说，没有胡适，就没有现代诗歌；至少可以说，没有胡适，现代诗歌的历史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在上世纪初的“诗革命”中，胡适第一个起来坚决反对写古诗。原因有二，一是古典诗歌规矩太多，影响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另外，古典诗歌用的是文言文，而文言文是死的或半死的文字。就是说，诗文里这样写，生活中却不这样说。比如，诗里写“犬吠”，日常生活中说“狗叫”；文章里写“乘马”，日常生活中说“骑马”等。文与言不一致。所以，胡适喊出“诗须废律”，“作诗如作文”的口号。首先，他自己发誓不写古诗。同时也号召其他同学这样做。但响应的很少。只有一个女同学，叫陈衡哲（陈后来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小说家），支持他。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只有二十四五岁。但是，胡适年少志气大。他有一个信念——自古成功在尝试。终于，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出一首教人惊讶的新诗来：。这首诗第二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所以，现代诗歌史家们把1916年或1917年看作是中国新诗诞生的纪元。如果从1916年胡适之先生创作那首《蝴蝶》算起，新诗已经有九十余年的历史了。九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但是，令人悲哀的是，现在仍有许多人不买新诗的帐。说起诗歌，大家多想到的是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诗歌，感觉要隔膜得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诗宋词那种确定的形式，容易留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比较而言，现代诗歌在这方面有问题。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让人无从把握。当然，这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几千年来，人们觉得古体诗，无论是先秦的四言诗、汉代的五言诗，还是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法可循，有章可依。而现代诗歌，没有。其实，这个问题在新诗发生不久就有人提出并且尝试去解决了。这就是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们。由于胡适先生主张白话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新诗一度“自由”泛滥。没有艺术的规则与意味。而且这种观念很时兴，几乎成为潮流。冰心女士曾经回忆，有一个编辑私自把她投寄的散文作品分行排列，使其“将错就错”，成为一位新诗人。再如郭沫若先生有一首短短的七行诗作（《站在地球边上号叫》），其中用了8个“啊”字，6个“哟”字，9个感叹号。后来，人们一讽刺诗人就是啊啊地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艺术生于自由，往往也死于自由。闻一多先生立志要做一个诗歌艺术家。艺术如同游戏，不能没有规则。于是，1926年5月，闻一多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给新诗定规矩。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新诗的“三美原则”，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闻先生把他的理论付之于实践，创作出了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集之一《死水》。另外一些诗人，如徐志摩也据此写出了流传至今的优美诗篇《再别康桥》。后来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也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雨巷》。三十年代后，新月派主将闻一多逐渐淡出诗坛，徐志摩不幸坠机身亡。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声名大作。戴留学法国，把新月派的理论又推翻了。认为“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细微的差异’”，即“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