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_0.docVIP

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 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说明明初那种大力招徕外国来朝的热情已经消退。 　　（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及明政府的禁海、开海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全面海禁。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就开始了，洪武初先开市舶接着又实行海禁，即因倭寇不断骚扰沿海而起。成祖即位后重置市舶司，允许日本入贡，惟限定10年一次，且船不得过2艘，人数不得过200（后改为船不过3艘，人不过300）。通商虽然恢复，倭寇骚扰仍未止息，不过当时明王朝军备整饬，海防严密，又值日本北朝足利氏称霸，愿与明王朝维持较为正常的贸易关系，故在明初倭寇尚未成为大的祸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割据一方的大小封建诸侯争来中国通商，同时还有许多失意浪人纠集海上，这些人多私带武器，既贸易，又充当烧杀劫掠的海盗，沿海倭患从此严重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两拨日本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争贡”事件（注：当时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派遣贡使瑞左、宋素卿，西海路诸侯大内氏派遣贡使僧宗社，分道来宁波通商，两拨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真伪，以夺取对华通商特权。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宋素卿贿，有所偏袒，素卿船后至反先验货，招待宴席上又坐宗社之上，致宗社怒，杀与素卿同来的正使瑞佐并焚其舟，又追素卿至绍兴城下，不得，乃大掠沿海诸邑，返宁波后夺船出海，史称“争贡之役”。），由之引发了明王朝内部一场关于是否撤废市舶司并禁止海外通商的争论，最后明世宗采纳夏言一派官员“倭患起于市舶”的意见，停罢市舶司并实行海禁，关闭了海外贸易的大门。 嘉靖时期的海禁并未能有效防止倭患，徒使正常的海外贸易受阻。关闭口岸以后，正常的贸易往来没有了渠道，东南的富商势豪便乘机大搞走私获取厚利，甚至勾结日本浪人、海盗劫掠沿海，骚扰内地。明王朝禁海而不修武备，对倭寇袭扰毫无办法。尤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主张打击倭寇的朱纨被诬陷自杀后（注：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因严行海禁并搜捕沿海通倭奸商，受到当地势家大豪及朝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陷害，先被降职，后御使陈九德又劾其擅杀，纨被迫自杀。），十数年间，“中外摇手，不敢复言海禁事”，致东南一带海防废弛，任真、假倭寇横行，烧杀蹂躏，沿海的 工商 业受害非浅。 海禁不但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 经济 及 社会 问题，也使明政府的 财政 、尤其是军政及杂项开支的很大部分要依靠外贸收入维持沿海数省的财政大受影响。因此，明朝廷内部关于重开市舶的呼声一直不断（主张者多为与海外贸易有利益关系的闽、浙籍官僚），市舶的罢与复、开与闭的争论时起。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初部分开放了海禁，本国商船准赴除日本以外的东西洋国家贩货，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但这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的手段，纲纪荡然，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不过，重开海禁毕竟使海外贸易有了合法开展的空间。尤其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自从明后期海禁开放以后，早就蓄积的能量得到释放，一时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私人海上贸易即使在明初森严的禁令下也始终存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工商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 市场 已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只是由于当时倭患严重，统治者实行了闭关禁海的政策，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才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注：王忬：《倭夷客留叛逆纠结入寇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83。），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注：《明史》卷323《外国传四·吕宋》。）。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更南边的爪哇也有华人客居成聚，称为“新村，约千余家”（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