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docVIP

　　浅谈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 　摘要:哈贝马斯与福柯在理论上有诸多分歧,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却鲜有人涉及。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在于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各种专制问题,表达民主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民主生活的可能路径——对话批判。其中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认可民主的价值,而在于他们表达的民主的共同涵义,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彰显与守护。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重振公共领域”可以被看做当前话语批判的比较理想的场所,从而为实现民主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条件。 　　关键词:哈贝马斯;福柯;民主 　　　 　　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争论,被冠以很多称谓,比如“20世纪德法之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建构与解构之争”、“理想与现实之争”等等。因而,人们从多种角度对二者思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勘。但是,这争论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而研究者却往往对之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这种状况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使“争论”失却了原初的意义,即它本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被遮蔽甚或歪曲了。本文则试图阐明: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理论旨趣既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既不是建构也不是解构,而是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民主是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终极眷注,现代民主是否可能是他们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才是他们思想的共同使命。 　　 　　一、哈贝马斯对现代民主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 　　 　　从所发表的著述来看,“民主”显然是哈贝马斯思想自始至终的关键词,其关键之处首先就表现为对现代民主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这种批判分为逐渐深入的两个层次:一是对现代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即公共领域)的考察;--是对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揭示。 　　 　　1.对民主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考察 　　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考察,哈贝马斯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分析了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在他那里,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以独立自主的公众为主体、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实践话语为机制、以公众舆论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交往领域。它意味着,平等自由的市民集合起来成为公众,针对社会生活的意义问题,通过自主自律的话语交往(提议、质疑、批判、辩护)而达成共识。可以说,公共领域是民主意志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国家公共权力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领域实施了干预和操纵,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批判性,使之蜕化成了专制的舞台。 　　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公共领域失去信心。30年之后,其政治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重新阐述了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中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公共权力自身,甚至不在于建制化的法律本身,而在于非建制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当中。只有经过了公众的实践话语检验而形成的普遍规范才是合理政治意志的基础,而且只有变成一种建制化的国家意志——法律,这种政治意志才能够得到切实的实行。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公众通过话语协商,对生活世界中的公共问题进行论辩,或者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一种表现为公众舆论的政治共识,然后把这种公众舆论转化为一种交往权力,并将这种交往权力通过法律的建制化程序转化为行政权力。 　　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否受到干预和操纵,是否起到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并不是由公共领域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现代社会的整个系统的危机造成的。 　　 　　2.对民主合法化危机的揭示 　　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重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危机虽然没有被消除,却已经转变为一种比较缓和的危机形式,这样,“国家干预”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是,也正是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引发了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得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国家权力系统。合理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危机,表现为行政机关不能制订出合理的政策,国家机器对经济活动的失控,无法驾驭经济系统,从而使金钱逐渐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与合理性危机相应,合法性危机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它是指政治系统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忠诚。一旦这样,政治权力也会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即由于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权力就失去了社会公众源自生活世界的意义认同,而获得的或者维持的是公众消极的形式上的不抵抗或附和。 　　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