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战争的历史分析_0.docVIP

试论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战争的历史分析 　［摘 要］西方国家正竭力将挑起货币战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美国某些政客更企图将汇率与贸易战挂钩,从而将目前还只是形象说法的“货币战争”发展成为现实。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在和平时期曾威胁直接动武来改变汇率、诱使其他独立国家持有某种特定货币或确保支持其所青睐的货币机制。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外交政策议程受国际货币问题增加或问题间等级消失的影响少于受本身特性变化的影响。目前美国所谓的货币战争其实出于美国自身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关键词］货币战争；人民币汇率；国际货币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致与捐款数额成正比。布雷顿森林机制从政治层面讲,不仅源于美国的霸权,也受到各国中央银行之间、财政部之间联系网络发展的促动。 　　布雷顿森林机制规定了国际货币机制： 　　(1)在强调成员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有序的汇率安排、促进稳定汇率体系”责任的一系列条件下,承认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允许各国建立本国货币的平价,但这不再是一个要求,尽管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多数表决权的成员国投票可以重新设置之(它实际上赋予美国否决权)。 　　(2)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特别提款权成为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意在确保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逐步降低”。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的责任”,其指导方针可随后制定。 　　这体现着国际上复合相互依赖,例如,国际货币领域中很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在和平时期曾威胁直接动武来改变汇率、诱使其他独立国家持有某种特定货币或确保支持其所青睐的货币机制。另外,货币政治并不完全孤立于武力政治。货币是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和安全目标的工具。雅各布瓦伊那(Jacob Viner)得出如下结论,1914年之前,“外交对战前国际金融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概括确实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东南欧的经济支配增强了政治和军事实力。1947年,美国停止要求英镑自由兑换、向英国经济提供更多援助的决定主要出于安全考虑。相反,在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时,美国拒绝支持受到沉重压力的英镑,除非英国改变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政策。 　　这些联系不时走向岔路,为实现国际货币目标,军事手段也得以间接使用。当英国保有其帝国时,各殖民地是英镑力量强大的一个源泉,因为伦敦实际上决定着它们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问题并非与军事、安全、政治完全分离。但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威胁撤出均是保护)则绝无仅有。更为经常的是,在国际货币问题的谈判中使用的政策工具来自该问题领域本身或贸易政策等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联系依旧存在,美国试图同时确保非歧视的贸易体系和货币兑换的固定汇价。1971年,尼克松总统与财政部部长康纳利采用货币和贸易手段强迫美元贬值；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威胁使用武力或撤出对美国盟国提供的军事保护。 　　外交政策议程受国际货币问题增加或问题间等级消失的影响少于受本身特性变化的影响。当这些问题与其他经济问题争议较少时,军事安全往往左右外交政策,问题之间出现明确的等级之分。20世纪以来,对货币问题的政治关注骤然上升,国际货币问题领域的跨政府关系最为显著,最重要的跨政府关系发生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之间。两人对金本位制都深信不疑,并主张各国中央银行应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进行独立的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货币政策。这些共同信念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导致他们不时与本国财政部门发生冲突。总体而言,两位央行行长支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却担心国内政治压力阻止该政策的通过。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缓解这种压力。 　　我们可以用问题结构模式分析布雷顿森林机制的演变。在该机制下,相对于平价而言的货币坚挺或疲软，本国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国家政治上强大或软弱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试图在机制规则内避免对美元的挤兑和美元贬值,因而其地位越来越弱。德国、日本等债权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处于强势地位。美国试图说服它们不使用外汇储备所代表的权力,尽管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假定的条件(即美元名义上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些国家更为强大了。因此,这些假设条件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美元贬值,则德国、日本必深受其害,因为它们不得不降低手中所持美元的价值。显然,债权国对美国的影响,有赖于美国根据旧观念和旧规则进行博弈的意愿。如果美国毅然决定改变它们,则局面将会完全改观。 1971年,美国打破旧机制的规则,摆脱该机制对美国行使经济权力影响国际货币政治的限制。此时,它能够运用自己的基本经济力量——其强大的经济、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低比率及其绝对经济规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