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docVIP

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种蔗煮糖是福建的传统重要产业，据《天工开物》记载，甘蔗产繁闽广间，论文联盟Www.LW他方合并，得其什一而已{27}，至明清时期，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兴盛。据《泉南杂志》云：”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并且因地制宜形成了专门化的种植区，漳州、泉州即为甘蔗区，徐勃《海澄书事寄曹能始》云：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28}。在加工技术的进步方面，主要是明中叶以后糖车的发明，据《天工开物》所描写的糖车，和近代的糖车，大致相似{29}，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郑氏经营台湾时，为发展植蔗业，由福建输出大宗蔗苗和培植技术。制糖方法，也主要依靠福建移民传入，糖业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30}。至1645年以后，台湾每年平均产糖约在9000担左右，而在1657年以后，则一跃而增加至17000担{31}。此后，台湾地区所煎之糖，较内地闽粤诸郡尤佳{32}，成为台湾对东西洋和中国大陆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 　　 　　三郑氏贸易繁荣，刺激了产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郑氏海上贸易繁荣，带动了资本运作方式的转化。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许多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已见萌芽，农产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商品化，资本流向在东南沿海（特别在郑氏势力控制的闽台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商业资本显得特别活跃，部分贸易商人开始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商业资本开始逐步地同产业资本相结合，这一部分贸易商人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和资产阶级贸易商人。本文仍以瓷业和糖业为例阐述之。 　　自17世纪早期始，福建沿海瓷业因时地利迅速而普遍兴盛起来。其中以德化、安溪、平和、华安、漳浦等为主要生产基地。在制瓷手工作坊与工场生产的瓷器产品上出现了大批的商业款识，含玉、裕、胜、盛、美等图吉利、盼发达的铭文在闽南的德化、安溪、永春、华安、平和、漳浦、诏安、和闽北的政和、建阳等地都有发现。商品经济的生产意识已经广泛地影响沿海地区至内陆偏僻山区。具体而言，这些商号有的是一个窑口所专有，有的则是一个窑口有几个商号，甚至于有的窑址虽然距离遥远但商号却完全相同，并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33}，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出现瓷商向德化及周围地区成批订购瓷器产品的迹象。明代德化窑生产两种写有阿拉伯文字的盘和碗，一种大盘上的阿拉伯文字的大意是赞颂主宰安拉、至圣穆罕默德的伟大及教长阿布伯加、奥斯曼和阿利等的贤明与宽宏大道；另一种青花碗上的阿拉伯文的意思为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无其他上帝。显然明清之际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不仅生产各种瓷器出口，而且具备接受市场订货的能力。在生产方式上，德化制瓷业还出现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方式，这种联合经营的生产方式，有可能由商人经营。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农家，农民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每个瓷坯都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商人集中各家瓷坯，统一烧窑。器成之后，由专门的商人行销海内外。明末清初,福建陶瓷由于海上贸易兴盛，物流畅通，瓷业资本较有保障，又几乎不受官窑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当时福建的窑业较景德镇窑更充满活力，发展迅速。 　　17世纪中后期闽台地区的蔗糖生产，已具有较高级的商品化生产形态，大部分甘蔗的种植和砂糖的提炼明显具有经营性质，目的是为了外销获利。随着国内外更为广阔的市场拓展，蔗糖加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台湾相关志书记载得较详细。台湾糖寮中出现专门化生产的分工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已普遍得到史学界的承认。而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糖寮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贸易商人投资开办的。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贸易商中有的充当糖青之类的包买主，他们预付工价，雇佣佃农进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时再还之{34}。有的直接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参预了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成为海上贸易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范例。如拥资百数十万的著名海商刘日纯，又善贸殖，创白糖寮于温厝刘庄，贩运南北洋，获利丰。白糖的生产，较之一般的青糖、黑糖更需要复杂的生产程序和技术，地薄或糖师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则不得价矣。{35}可见刘日纯创办的白糖寮不是一般的手工业作坊，已具有相当的发展程度与规制了。 　　 　　四郑氏海上贸易促进了两岸商业兴旺和城市繁荣 　　 　　关于闽台两岸商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富足，下列二条史料为其作了最好的注解。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印尼爪哇）者，我民兴贩至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咸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