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代闽人入川与川闽经济文化交流_0.docVIP

试述清代闽人入川与川闽经济文化交流 福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在不同的 历史 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清初福建人民不畏蜀道之难，扶老携幼，辗转于沟壑之中，绵延数千里由闽入川。在这超人的开拓胆识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后面，蕴藏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他们的迁徙动机与目的亦各不相同。嘉道之后直至民初，通过数代乃至十几代入川闽人的努力，对推动闽川两省的 经济 文化 发展 ，均作出突出的贡献。本文拟就明末清初至道光之前，闽人入川的原因与背景、动机与目的，以及对两省经济文化的互动效应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对福建与四川人口 问题 的 研究 有所裨益。 一、福建人民迁徙入川的原因与历史背景 1.长期战乱造成川中人口剧减 明朝之前闽人入川可能是零星的，因而未见史书记载。明末，福建遭受严重的战争祸害，郑成功抗清斗争在闽南进行得十分激烈，顺治九年（1652年）漳州城被围五个多月“饿死男女数余万人”，但到顺治十八年（1660年）统计福建仍有丁145万，口469万；可见总的人口损失不是太大[1]。而四川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起义失败后，南明政权与起义军余部联合抗清；之后平西王吴三桂又联络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四川为前线与清朝分廷抗礼，川中遂成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清军曾六进成都。饱受长达37年的兵燹战乱，川中地区人口伤亡迨尽；血腥的屠戮之后又是瘟疫流行，号称数百万人口的“天府之国”只剩下区区五万丁税之口，总计不过三、五十万人，不抵明中叶兴盛时人口之10%。以致许多地方官员均无民可治，赋税大省也无产可收。顺治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到成都走马上任时“行数十里绝无人烟”，只好退驻保宁（今川北阆中县），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将衙署搬入成都，康熙五十七年（1778年）才重修毁于战火的成都城。 为解决昔日米粮之仓的川中人烟稀少问题，清初顺治朝下令“湖广（今湖南、湖北）填四川”，一些湖广地方人士“奉旨”入川，实际上这是带有强制性质的 政治 性移民。随之康、雍、乾三朝均以比较优惠的移民政策鼓励各省民众迁徙入川，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诏“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应准其子弟一体 考试 ”，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每丁给农田30亩或旱田50亩，五年内免征税粮。雍正年间下诏“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入川垦户“每户给银十二两”用作安家费。[2]这样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川中统一开始，一直到嘉庆年间（1796—1820年）移民才停息，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入川移民以湖广人为主，赣、粤较多，福建较少。据统计福建入川民众仅占移民总数的不及5%。我们从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户口”统计，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净增2516491人，其中约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总数为201.3万，每年以2.7万人速度移民。加上康熙六年奉诏入川屯垦的12万福建投诚官兵及其家属（后详），福建入川移民总数约在30万人左右。但是，不足移民总数15%的福建入川移民对川闽文化交流却带来了相当深远的 影响 。 2.地狭人稠与连年灾荒迫使闽人远徙入川 明清之际我国开始进入第四个灾害宇宙期。[3]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灾害的频繁发生，人口流动的规模也不断增大。福建自宋元以来人均耕地即十分有限，入明之后更是大幅减少。谢肇浙《五杂俎》就描述了福建人迫于耕地日减而外出谋生，在广东、广西一带的迁移和开发。他说：闽人“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口则射利之途愈广；什五游食在外”。万历年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在广东廉州还有被俗称为“东人”的，“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4]。这些操闽语、有技术而杂处 农村 之人，就是流寓粤东的闽人后裔。赣南瑞金一带，明中后期“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土著之人，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市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5]在江西宁都的6个乡中，“上三乡即土著，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6]。即使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之下的满洲腹地，也有数万福建人在当地经营实业，甚至定居。乾隆皇帝闻报后大为惊讶却也十分无奈，他说：“朕闻奉天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在彼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房”；“此皆系地方官以闽人在彼贸易营生，藉此多征商税，遂尔任其居住，若不亟行查禁，则呼朋引类，日聚日多”；“但闽人在彼居住，已非一日，且户口较多，亦未便概行驱逐”；且“锦州、盖州、牛庄等处，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贸易。即有无业闽人，在该处居住”。[7]这种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体现了明末清初福建人民向外省迁徙的明显趋势。甚至早至明朝初年即有闽人不畏蜀道的艰险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