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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川、陕西技术创新能力指数研究 　　摘 要： 选用若干项指标构建了技术创新能力指数（TICI），并以重庆、四川和陕西三省（市）为实证资料，对各项数据运用综合指数法和相关 分析 等统计 方法 进行测算。在定性定量分析三省市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指标、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等3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的基础上，提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应当以提高产出能力和 经济 效益为原则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应当重点关注新产品生产、新产品销售、RD活动、专利申请、技术消化吸收和国外技术引进六个方面。 　　关键词：技术创新能力指数（TICI）；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综合指数法；重庆;四川;陕西 　 　　一、引言 　　 　　早在191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A. Schumpeter）在其著作《经济 发展 理论 ——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首次提出了创新（innovation）的理论观点。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以弗里曼（C. Freeman）、曼斯费尔德（E. Mansfield）、斯通曼（P. Stoneman）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他们主要是从技术的改革、创新、扩散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的 研究 。［1］ 　　当今 社会 正处于知识经济 时代 ，其显著的特点是知识周期短，即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速度日益加快，使得知识和技能都具有短暂性的特点。这就迫使国家和各个省市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能力（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的发展和提高。在“十一五”规划的起点上，我国就提出了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此外，技术创新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个 企业 、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同时，技术创新能力还推进产业演变，促进经济结构变革，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 工业 部门结构、消费结构以及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2］放眼未来，人类社会、经济、 科学 技术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 现代 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的发展，都将赋予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使得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省市谋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所以，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各个省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奠定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资源基础。 　　本文以西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省（市）——重庆、四川和陕西为例，通过综合分析三个省（市）的技术创新能力情况，相应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构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人类发展水平，本文将在 参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DI 计算 公式的基础上，构建出技术创新能力指数（TICI），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综合的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以此来客观有效地反映和比较我国各省市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情况(见表1)。 　　 　　本文用3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构成技术创新能力指数，其实，技术创新能力还涉及到知识外溢、集群效应、企业家的创新风险意识、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 内容 ，但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收集及其客观性、可量化等原因，本文在构建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时，只采用了3个一级指标和由此延伸下来的14个二级指标。 　　计算技术创新能力指数的方法是：首先计算二级指标对应的指数，即选定每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过公式“各项指数=（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100”的计算来表示每个方面的成就；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一级指标对应的指数；最后将3个一级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综合的技术创新能力指数。 　　 　　三、三省（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分析 　　 　　对全国各省市的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全国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形分布趋势，而且具有较低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省市占了很大的比例，如0＜TICI＜30的省市占到76.67%。虽然重庆、四川和陕西是西部内陆地区发展比较好的三个省（市），但其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仍然处于梯形的中行阶段，在某些方面甚至不能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本文主要通过分析3个一级指标（见表2）、并结合14个二级指标来综合研究三省（市）的技术创新能力情况。 　　 　　第一项指标是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指数。陕西低于全国平均值，四川微高于全国平均值，而重庆虽然排在第7位，但与拥有全国最高值的江苏省相差45.92个百分点。从二级指标出发，可以看出 问题 的根源所在：陕西主要是由于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技术和购买国内技术这三方面存在不足；四川是引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