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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业集群与老工业基地政府环境创新 　　内容摘要: 发展 产业集群是辽宁老 工业 基地振兴的战略选择,但在市场机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有赖于政府环境的创新。政府要打造适宜于产业迅速集聚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创造社会秩序,以社会秩序创造社会财富。 　　关键词:产业集群政府环境老工业基地辽宁 　　 　　发展产业集群是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选择,而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是各种相关资源要素有效、动态、立体、全方位的整合,高质量的市场化环境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工程,政府环境的创新则是促进和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条件。 　　 　　政府环境创新是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条件 　　 　　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成新型产业基地。新型产业基地与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重新构建 企业 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社会 经济 联系,以新的产业链条、业态和定位,走集约、集成、集效的产业集群道路,形成区域产业集群。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工业而言,实际是由传统的工业集聚地向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体制、机制和技术等全方位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以新的方式和机制进行产业集聚的过程。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区域企业的集聚度比较高,但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一些大企业基本上各自孤悬一处“聚而不集”。没有产业集聚,大企业不可能完全走出“大而全”的老模式,实现企业组织的自我创新。没有产业集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就会始终处于“边缘化”,难以发展壮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单以上大项目、扩大投资的增量运作,未必能成就辽宁,以增量激活存量,充分整合区域优势资源,走产业集群之路是辽宁工业振兴的必然选择。 　　产业集聚过程虽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市场机制严重缺失、集群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有赖于政府的改革与进步、政府环境的创新。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中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兴起也恰恰是源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这里除了中央的区域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环境创新带来的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经济转轨30年来,地区间市场制度的规范性方面有很大差异,出现逆要素禀赋论的现象。考察区位优势的变动,无论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还是人力资本禀赋最好和丰裕的地区,都出现相对份额和劳动要素全面地趋向沿海南部地区。从区域经济理论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绝大部分是摆脱了资源指向限制的加工工业,它们在地区间不存在市场制度环境差异的情况下,追求较大的市场需求所在的地区,以便在较小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在空间上存在市场制度差异的情况下,它们首先寻求的是有利于“厂商生存”的环境。因此, 中国 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环境适于厂商的生存,适于“资本”增值、“知本家”创业。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要障碍,不是资本和技术的稀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缺失,而体制缺失的根本在于地方政府环境的“弱势”。 　　产业集群的一个最根本特点在于它的“自发性”和“整体性”。从自发性讲,企业 网络 (产业集群)的形成正如哈耶克所说是一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而此中的关键是现实利益的驱动,当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成本时,企业就会进行有效地分工。从整体性来说,产业集群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产业集群是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Theinstitutionalcontext)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有合约、产权等,后者有 政治 、社会与文化因素。 　　集群中社会资本逐步形成与积累,集群中盛行着诚信与合作的文化氛围;产业集群中各厂商之间的合约签订与执行的交易费用较小;另外,作为制度的重要供给者,政府在产业集群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它通过政策制订选择合适的厂商进驻集群中,并通过特定的产业集群政策来促进集群的发展。政府让产业集群升级,不只要改善一般性商业环境,必要时还应该改变影响特定的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政府与政策。 　　企业集群是市场经济产物,但是在市场机制缺失、集群企业处于弱势地位情况下,政府就成为担负构建市场化环境的主导者,为产业集群提供制度环境。我国改革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主导型,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从宏观或中观层面讲市场竞争首先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特殊“竞争主体”。 　　辽宁产业集群的发展,关键在于市场环境的创造。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大的支持不在于提供多大的投入,而在于提供多大程度的政府环境,为市场机制发育、“厂商生存”、资源要素的流动增值创